盘点这些年计生部门的那些糗事

计生宣传画

        计生部门"赞助"警方卡超生上户

修水政府网站上刊登该县计生工作报告

        近日，有媒体得到举报称，江西省修水县人口计生委为征收社会抚养费，向县公安局支付费用，让公安拒绝给未缴清社会抚养费的超生婴儿上户口。

        据称，根据修水县人口计生委与县公安局的“协议”，每征收到一名超生孩子社会抚养费后，给予县公安局200元至400元不等的“上户费”。该县乡镇计生办向公安部门划拨“上户费”多达100余万元，数年达到数百万元。当地一名知情人称，公安在超生儿上户环节严格把关，年终可从各乡镇获得“抽成”。

        该县一年征收社会抚养费超过2000万元，这些费用在上缴之后，约80%被返还乡镇。在一些地方，近一半的计生经费用来支付劳务费和计生干部薪酬福利。记者从修水县公安局办事大厅获悉，该县新生儿落户与计生政策挂钩。这意味着计划外生育的婴儿必须向计生部门缴纳社会抚养费之后，凭缴费证明才能顺利落户。

        因为没缴纳社会抚养费，修水县白岭镇村民冷雪梅（化名）的两个孙子至今没能上户口。两个孙子一个两岁，一个刚满一周岁，均为超生。根据《江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和《江西省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冷雪梅给两个超生孙子上户口，需要缴纳近30000元。

        义务教育与计生政策捆绑执行

        3月3日，开学报名当天，37岁的贵州兴义农民王光荣割腕自杀，因为缴不起4个孩子的22500元的“超生罚款”。近些年来，将计划生育政策与其他政策“捆绑执法”的现象并不罕见，贵州自去年开展“双诚信双承诺”工作以来，这一做法得以强化。

        被捆绑的不单义务教育，医保报销、结婚登记、身份证明等也包含在内。在王光荣死后第二天，贵州黔西南州明确表态取缔将义务教育与计生政策捆绑执行，但在贵州其他地方，“双诚信双承诺”工作仍在推进。在捱过穷困、债务、病痛和牢狱之后，37岁的贵州兴义农民王光荣最终被22500元的“超生罚款”压垮了。

        消息通过网络传出迅速引发关注。舆论的矛头指向被计生政策捆绑的义务教育——学生开学报名时，需要带上有计生部门开具的“超生罚款”缴清证明，不然无法进校读书。兴义当地很快辟谣，称王光荣之死与“超生罚款”无关，四个孩子均已在当天入学。至于王光荣的死因，“正在调查”。与此同时，王光荣的妻子吴金敏获得了6万元的安葬费以及政府帮忙建房的承诺。

        王光荣死后，当地迅速辟谣称王光荣的死与“超生罚款”无关。但其妻吴金敏告诉记者，就在丈夫自杀的当天下午，三女儿从下坝小学回来后，还向她要“计生证明”，吴金敏哭诉着喊道：“你来叫他们找你爸爸要，人都四脚朝天了。”巧合的是，在王光荣死后第二天，当地媒体报道，黔西南州委召开市委常委会议，“会议形成一致意见：原与教育捆绑的‘双诚信双承诺’文件作废”。记者查询发现，这也是贵州唯一一个地区，明确表态取缔将义务教育与计生政策捆绑执行。在其他地方，“双诚信双承诺”工作仍在推进。

        计生部门强制孕妇大月份引产

        2012年6月4日凌晨3时许，陕西镇坪县曾家镇渔坪村三组村妇冯建梅，在镇政府干部的强制要求下，被迫引产了已经七个月的女婴。面对记者时，冯建梅痛哭流涕说：“我不是自愿的，是他们几个人按着我的手，让我签字的！”

        冯建梅的小姑子报料称，她嫂子第一胎生的是女儿，今年已经5岁半，按照国家政策，间隔5年是可以生二胎的，家人正在补办准生手续的过程中，现在已怀有七个月身孕的嫂子，却被镇政府的二三十名干部，用衣服蒙住头，强行送镇坪县医院做引产手术。

        6月4日下午，在冯建梅的家里，冯建梅的公爹邓孝刚正带着5岁半的孙女。他对记者说，当时，镇上来了一帮子人，说要么交4万块钱，要么得强行引产，家里拿不出来这么多钱，他们就强行将儿媳拉走。说到这儿，这位憨厚的老汉哭了起来。

        陕西省安康市6月26日通报了对镇坪县妇女冯建梅大月份引产事件的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认定这是一起强行实施大月份引产的违规责任事件，决定对镇坪县政府分管计生工作的副县长于延媚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撤销江能海镇坪县人口计生局局长职务；撤销主持曾家镇全面工作的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抨印副书记及镇长职务；对曾家镇人大主席袁昌勤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曾家镇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龙春来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曾家镇干部张学松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对镇坪县医院院长潘益山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计生干部参与贩卖婴儿

        据媒体报道，福建警方在安溪县解救被拐婴儿行动中发现，一个1个多月大的男婴竟然被人贩子转了7手，其中有负责计生工作的村妇女主任参与，而最终的买主则是一名被结扎的女人。担任安溪县参内乡坑头村妇女主任的王义萍是一个有4个孩子（其中一对双胞胎）的母亲，却参与倒卖了4名婴儿。

        12月19日凌晨，当警方突袭上门时，在王义萍家的饭厅椅子上，正好摆放着一份“村计生工作协会理事会会议纪要”——当天村里刚开了有关计划生育的会议。王义萍起初不承认参与倒卖婴儿，只是说“受别人的委托照看孩子”，买孩子的人她并不认识，她也没有从中收钱。经过5个小时的讯问，她才道出实情：最近她花了5万元从当地人黄子平手中买来婴儿，然后以5.2万元转卖给南安市仑苍镇开摩托车店的妇女王玉惠。

        为了解救被拐卖的婴儿，警方带着王义萍驱车赶到南安市仑苍镇，将王玉惠抓获。据王玉惠交代，她以6万元的价格将婴儿转卖给了娘家安溪县感德镇的一对王姓夫妇。当晚，在王姓夫妇及其女儿的带领下，警方找到了买主章某的娘家，见到了这个刚出生就被多次转卖的男婴。据45岁的章某介绍，她生有一个19岁的儿子，由于儿子浑身长了血管瘤医治不好，而自己早年被结扎不能再生育，于是产生了买儿养老的想法。

        据警方调查，这个男婴是2012年11月22日被人贩子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辗转千里贩到福建的，安溪人黄子平以4.2万元买下后，经过多次转手、层层加价，最后以6.28万元卖给失去生育能力的章某。

        24省份收抚养费2百亿未公开支出情况

        沸沸扬扬的“张艺谋超生事件”曾引发海内外舆论广泛关注。今年1月9日，无锡市滨湖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开出一张国内迄今最贵“罚单”，因为非婚生育3个子女，张艺谋夫妇将缴纳748万余元的计划外生育费及社会抚养费。2月7日，是张艺谋夫妇缴纳“罚款”30天期限的最后一日，滨湖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在当日下午收到了他们缴纳的全额“罚款”。

        所谓“社会抚养费”者，我们更为熟悉它的前两个名字，上世纪80年代初期被它称为“超生罚款”，1994年改名叫“计划外生育费”， 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文统一定名为社会抚养费，2002年9月1日《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357号)正式开始实施。那么，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理由是什么？2002年，国家计生委新闻发言人江亦曼给出的解释是：“法律规定超生者必须缴纳社会抚养费，不是罚款，而是超生者对社会进行的经济补偿。因为，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

        《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中规定，具体征收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曾有好事者给姚明家超生算了一笔帐，如果年收入3.6亿的姚明超生，他将被征收高达10.8亿的社会抚养费！去年7月1日，浙江律师吴有水向全国31省份人口计生委和财政厅申请公开2012年度社会抚养费总额及收支预算、审计信息。历经10个月，24个省份公开了2012年度的社会抚养费征收总额约200亿元。但至今无一省份公开这笔收费去向。

        去向神秘的巨额款项，24省份去年收取社会抚养费200亿，目前尚无省份公开社会抚养费支出情况，多年来各级计生、财政部门从未主动向社会公开过社会抚养费的收支情况。国家审计署首次明确表示，对社会抚养费关注度不够，近年来未组织过全面审计，也未能全面掌握这些资金底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