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弥补中国高中生“深度应用水平”不足

报告给出建议，教育部门和学校应鼓励高中生用好网络进行自主学习，注重计算机实际操作培养，着力提升信息素养，强化信息意识，增强信息搜索能力、评估能力、归纳整合能力、利用能力，促进数字化学习向深度发展。

在学习能力提升上，报告还建议学校要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能力，实现以学生为中心、主动学习和解决现实情境中的问题。

教育，并不意味着家长可以袖手旁观。一方面，家长要了解当前教育改革的变化趋势，在家庭教育中跟得上教育改革节奏；另一方面，引导孩子适应新的学习方式。

虽然中国学生的学习压力与7年前相比有所下降，成绩满意度提升了，但是学习乐趣却有所下降，有近四分之一的高中生对学习并不感到快乐。对此，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孙宏艳支招：“父母和老师应引导学生全面客观地认识自己，给自己更准确的定位，这样才能使高中生选择适合自己的未来目标，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主动减轻学习负担。”

学校和家庭要对高中生采取全面的评价标准，引导高中生正确对待竞争，在竞争中学会合作。报告建议，学校采取全面的评价标准，从多个角度去评价学生，不以成绩论英雄。学习成绩好的是英雄，肯帮助同学的也是英雄，要引导学生积极向上的人生价值感。

父母要多看到孩子的优点与长处，不能仅仅把成绩好当做好孩子的标准，一白遮百丑。另外，成年人还要多为高中生创设参加集体活动及社会服务的机会，让高中生跳出成绩与排名，在真实的生活中发现他人的优点，锻炼合作的意识与能力。

调查也现实，高中生对生活持消极和负面态度的比例和2009年相比也提高了3%，发生几种不良情绪的比例也有明显上升。然而，有的学校关心学生的成绩和升学率多过心理健康辅导，学校的心理健康课多为走形式。有的家长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多过身体健康，关心身体健康多过情绪。

报告称，学校要定期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配备专业的心理咨询教师。同时，还要对高中生进行情绪管理方面的训练与辅导，让高中生学习调整不良情绪的多种策略，做情绪的主人。

这也对父母提出要求，要多关心孩子的心理健康状况，了解他们的烦恼与困惑，及时帮孩子缓解情绪上的不安，做孩子成长路上的精神导师。父母还要强化自己的情绪管理能力，为孩子营造轻松快乐的家庭生活。

本次调查中显示出的中国学生确定未来职业理想比例过低的问题也令人关注，甚至还有一成多（10.4%）的中国高中生对未来的职业还压根儿没有考虑，确定未来职业的比例在四国高中生里也最低。这种现象提醒我们，在教育方法上，学校也要采取分层教育的措施，尽快实现每一位学生在高中阶段都能学习到有效的职业生涯规划知识。家庭要重视孩子的职业理想引导，多为孩子创设体验的平台，了解孩子的性格特点与职业追求，在家庭中通过多种渠道帮助孩子增长见识，为孩子提供职业体验机会。

针对我国高中生领导力意识不足的问题，孙宏艳建议学校要把管理组织的职能更多地下放给高中生，在小组合作与课外活动中给更多学生提供组织、协调的机会。

“家庭要给上高中的子女更多作决策的机会，让孩子在自我管理方面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在家庭事务方面，也要让孩子参与讨论、尊重孩子的意见。“孙宏艳说。

对法治政府立法的更高期待

尽管当前法治政府领域立法正在提质加速，但相对于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今后的相关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各级政府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2015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将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设定为总体目标。

事实上，在今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务院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中，已经正在修订中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以及刚刚起草完成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都被纳入到了“全面深化改革急需的项目”之中。与此同时，该立法计划在急需项目之下，还纳入了另外两部条例，即《行政机关督查工作条例》与《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事实上，学界目前对出台一部《行政程序法》也有很高的呼声。”王青斌认为，除了目前已立法规范的行政行为之外，还有大量行政行为没能一一加以列举，因而从世界范围的立法来看，以各类行政行为应遵守的程序、而非对具体行为单独规定的方式对其加以规范，是比较有效的做法。

而在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的讨论中，专家学者也认为，应把由全国人大制定一部行政程序法作为行政决策程序立法的重要目标，而现阶段先行制定一部关于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行政法规进行探索并积累经验非常有必要。

不过，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应松年最近则提出一个更为长远的构想。应松年认为，目前我国的行政法经过30多年发展，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体系，但是大量的制度设计却还停留于政策文件，而没有上升为法律。

“受今年《民法总则》立法的启发，我在想如果能对现有的资源进行公因式提炼，形成一个顶层设计，未来推进各个具体的行政法立法就会容易得多。”应松年说，“为此，我们是否可以制定一部《行政法总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