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宗局长：没有法外之教

我一直查不到特别准确的中国人口中信教人数，今天特地向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询问了数字。   

中国五大宗教里，人数最多的是基督徒，增长迅速，根据国家宗教局的统计，大约3800多万。这是在册登记的。家庭的，地下的人数就不得而知了。天主教徒大约600多万。

穆斯林人口，国宗局的统计方式是按照10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人口的总和，大概2300多万，但是王局长又说，事实上真正的穆斯林恐怕没有这么多数字。

佛教道教呢，不太好计算，在家的居士，算不算呢？另外有的人平时不信，遇到事儿了又信了，这算信徒吗？所以很模糊。也不好统计。

另外，中国其实和其他国家不太一样，不仅因为是社会主义制度，而且从中国历史上来说，占主导地位意识形态的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实际上是一种世俗的社会科学的学说，并且在民间影响很大，孔子过去就讲“敬鬼神而远之”，这种影响比较深，这是中国的国情。

总之五大宗教总共有约两亿信众。

那么中国穆斯林的发展趋势这个大题目下，我比较想了解东流的穆斯林在当地的生活、求学、经商过程中，宗教服务的保障以及对他们法治观念的引导，国宗局做了哪些工作？采访原文如下：

“中国过去宗教的分布是有一种固定的格局，比如穆斯林，中国的新疆就占了总数的一半，大概一千多万。再新疆以外其他地区的分布也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比如青海，宁夏、甘肃。过去没有改革开放，加上户口制度，社会没有流动，所以穆斯林这种格局分布一直保持基本没变化。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特别是城镇化的进程，人口流动加快了，这个西部地区到中东部地区求学经商、打工的人越来越多，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中东部也有去西北部的，但是东流的比较突出。这种流动确实带来了宗教分布的变化，同时对宗教关系、对政府部门管理宗教事务都属于一种新的情况，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首先是积极面：

“西北穆斯林到东部地区打工、求学、经商也好，如果从宗教角度讲，应该对西部地区今后伊斯兰教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因为这些穆斯林到中东部以后，见识经历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也跟东部地区的穆斯林有交流。东部地区的穆斯林没有什么教派、门派，有比较温和理性的传统，我想西北部穆斯林他们有了这种经历，对他们也是有影响的。而且他们回到西部地区后，这些会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

第二是挑战方面：

“西北穆斯林到了中东部地区，要适应当地的生活、社会环境，还有宗教生活的需求，于是就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你刚才列举的广东、江苏、浙江这样的地方，现在外来的穆斯林数量已经超过了当地原居的穆斯林数量，这样使得中东部地区的伊斯兰教职人员，和清真寺的数量都短缺。另外，人们同穆斯林接触的经验也不足，政府部门在提供管理和服务的时候也欠缺这方面的经验，这样会有一个磨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一些纠纷和矛盾在所难免，关键是我们要采取正确的态度，积极去重视，创造条件，来提供好的服务和管理，使他们能够更好的融入这个社会，也让这个社会能够正面积极地看待穆斯林。他们来到这里也是为地方创造财富，带来繁荣，也是好处，是双赢的事情。我们宗教部门也在采取很多措施，来为流动穆斯林提供管理服务。比如说，我们同国内一些地方的伊斯兰教经学院和西部地区的一些伊斯兰教协会联系，帮助联系选拔一些好的毛拉到东部地区去，组织宗教活动。同时加大对中东部教职人员的培养，另外，他们要过宗教生活，尽量纳入当地清真寺里面去参加，如果清真寺不够，那么采取新建清真寺或者租赁、设立一些临时的清真寺礼拜点，使这些流动的穆斯林有地方去，有教职人员进行引导，如果遇到大型的伊斯兰教节日，像古尔邦节这样的，容纳不了，就请当地政府协调临时找一些大的活动场所，可以分流。是的流动的穆斯林在异地工作学习同时也能满足他们的宗教生活需求，使他们感到安心和温馨。

矛盾也很多，我们也在逐步解决，总的来说，他们去东部地区不是去闹矛盾的，是去双赢的，无论对流出地还是流入地，今后都应该是一个双赢的结果。我们满足他们的宗教生活需求，同时也要进行引导，中东部地区没有那么多教派观念，受宗教极端思想影响也少，我们不希望把西部一些不好的东西带过去。当然，西部穆斯林地区也有一些好的传统，大家互相取长补短，使整个穆斯林健康发展，对中国有利。”

宗教管理人才的严重短缺

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我们合格的宗教教职人员的培养跟不上，一方面表现在数量上，一方面表现在质量上。这是有历史原因的，我们文革造成断代，台湾就没有断，出了很多人才。但是通过这差不多四十多年的发展，其实我门现在年轻一代宗教教职人员开始成长起来了，很大程度上基本解决了青黄不接的问题，可以说基本上满足了信徒过宗教生活的需要，但是现在的矛盾呢，是各个教不平衡，比如发展的更快的基督教，教职人员短缺更突出一点。

伊斯兰教，教职人员的短缺没那么突出，最大的问题在于教职人员，包括伊玛目素质能力不能满足要求，因为他们有些文化水平很低，有些初中毕业，有些小学毕业，自己对古兰经和一些经典的理解本身也不够，要引导信众就更难了，所以现在我们的培养重点是要培养一些高素质的伊玛目，能够给穆斯林正确的引领。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这实际上也是无论我门执政党对待宗教的态度，还是宗教本身怎么样可以适应社会健康发展，都是需要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性问题，就是宗教人才的培养，特别是教职人员的培养，这也是宗教界自身要关注的问题，也是党和政府关心的问题。

社会上有一种穆斯林恐惧症，导致一些汉族网民对穆斯林的暴力言论

“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两年，有一些网民在涉及伊斯兰教的问题，涉及穆斯林的问题上讲了比较激烈的话，有的甚至伤害，侮辱到人家的宗教，伤害穆斯林的感情，我是不赞同的。在网络上，我们即不希望有煽动宗教狂热，鼓吹极端思想的出现，同时我也希望各个群体对宗教有一个客观和理性的认识，特别是对伊斯兰教有正确认识。伊斯兰教本身不意味着极端、也不意味着暴力冲突。伊斯兰教是一个特别讲究主张和平的宗教。伊斯兰教的核心观念是和平、仁慈、中道、劝善，现在有些极端组织打折伊斯兰教的旗号，鼓吹暴力恐怖，是从根本上违背了伊斯兰教的根本教义，也伤害了伊斯兰教和广大穆斯林。所以这个东西不能混为一谈。

西方民粹主义中，有恐伊仇伊的情绪蔓延，这个多多少少对我们有些人会有影响，这几年又有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暴力恐怖活动发生，所以外人也搞不清楚他们跟伊斯兰教到底是什么关系，同时有些人本身也是仇视伊斯兰教，在网络上煽动。

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宗教之间是和睦相处，穆斯林从唐代传入，没有跟其他民族发生过大的冲突，也没有和其他宗教发生过冲突，这是很宝贵的，我们都要维护。信奉伊斯兰教的这十个少数民族，多年来在中国长期的历史和社会经济发展中，也做出了巨大贡献，无论是经济、文化还是国家安全。如果现在不顾影响，说一些过激的话，那么我们这种民族的团结，宗教的和谐，社会的稳定都是不利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加强宣传宗教和谐理念，让人们更多了解中国的伊斯兰教有自己好的传统，让社会理性地对待穆斯林。同时，也要让中国的伊斯兰教在发展当中，注意不断地克服自身存在的问题，更好地跟社会相融，让社会公众感受到是一个理性地，温和的宗教。

宗教信徒在社会生活中的一些过激行为是否应该予以特殊处理？

王作安的态度非常坚决：“习主席在开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时讲的很清楚，就是要搞清楚宗教与非宗教的界限。比如说：一位回族和一位汉族，出了交通事故，这就是一个交通事故，而不是民族问题。比如说两个民族的人打架了，纠集一帮人打群架，这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民事纠纷就是民事纠纷，刑事案件就是刑事案件，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处理。如果变成一个宗教问题或者民族问题，那就出问题了。中国讲的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因为你信教还是不信教，不管你是这个教还是那个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法外之人，法外之地，法外之教。以前有些地方采取一种和稀泥的办法或者花钱买平安，去小心地，怕把事情闹大了的那种方式处理。我门现在不提倡这样，不能这么做，因为我们是一个法治社会，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还是不信教都是一样。什么问题就处理什么问题。社会舆论在看待这些问题的时候，也不要过多去解读背后的民族、宗教问题，就用平常心，就是两个人或者两群人因为纠纷，造成了刑事责任。宗教人士不要觉得我是宗教人士，就特殊，其他人呢也不要觉得他是宗教人士背后有什么东西。全体公民都要树立法治理念。

另外，王作安说，我国宗教中国化就是要宗教和中国的时代发展合拍，无论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比如说道教，过去适应了不等于现在适应了，外国来的，只有中国化才能让中国人接纳，才能在中国社会更好的发展。

（注：作者 秦枫，本文观点仅为作者观点，非本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