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抗日文化名人营救？

        1941年，日本占领香港，在香港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大批内地文化人士和知名民主人士处境十分危险。根据中央指示，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同志，指示当时正在香港的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让他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将这些人解救出来。白石龙村，是这些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从香港脱险后在内地游击区停留的第一站。

        这次大营救，为中华民族、为新中国保存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被茅盾称之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大营救：千余名人香港悄然“失踪”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陷香港。日军一占领香港，便立即封锁香港至九龙的交通并实行宵禁，敌寇大肆搜捕爱国人士和抗日志士，并贴出布告限令在港知名文化人必须到“大日本军指挥部”报到，否则“格杀勿论”。当时，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在内的数百名知名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尚在香港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处境危险。

        中共中央以及南方局对滞留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处境十分关心。据历史资料记载，日军进攻香港的当天，中共中央急电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等，要求多方设法保护并帮助旅港文化人和民主人士撤离港九，将他们转移到东江抗日游击区等地。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多次急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领导人，要求坚决执行中央指示，不惜任何代价，不怕牺牲，积极营救被困在港的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并就安全撤退、转移、安置和经费等问题作了具体指示。

        按照党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等，与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领导同志紧急部署营救工作。廖承志等分批会见在香港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文化界知名人士，传达征求大家对撤退方案的意见，并决定撤退时各小组的负责人及联络地点，还分发了隐蔽和撤离时的必要经费。广东地方党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迅速投入营救、护送、接待工作。当日军攻占九龙时，游击队即派两支精干的短枪队进入新界和九龙市区活动，并建立起陆路和海路两条秘密交通线。

        日军攻打港九后，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几易住所，各自分散隐蔽，彼此失去联络。营救人员几经周折，终于设法找到了所有的营救对象，帮助他们安置在安全的秘密住所，以摆脱日军的搜捕和特务的监视、跟踪，然后将他们分批从港岛偷渡过海，护送到九龙佐敦道、花园街、上海街等秘密接待站，再分别安排他们转移到东江游击区或其他地区。

        1942年1月9日，茅盾、叶以群、戈宝权等文化人在香港洛克道，换上老百姓的便装，打扮成“难民”，由游击队的交通员引领，避开日军岗哨和检查站，至黄昏时抵达铜锣湾避风塘，登上营救人员准备好的一艘大驳船。邹韬奋、胡绳、廖沫沙、于伶等人也先后由交通员带到这里。次日凌晨，交通员又分别将这些文化人带上3只披有草席篷的小艇，乘着铜锣湾出口处巡逻日军换岗之机，疾驶渡海，终于安全抵达九龙市区秘密接待点。

        1月11日，几十名文化人打扮成“难民”撤离九龙市区，在游击队的武工队护送下，沿西线入青山道，经过秘密交通线，避开日军检查岗哨，顺利通过日军的封锁线，然后翻山穿谷，渡过深圳河，于13日顺利抵达宝安羊台山抗日根据地(白石龙村)。此后的100余天，千余名滞港的抗日文化名人、爱国民主人士及家眷、国际友人，在抗日游击战士的护送下从香港神奇“蒸发”而无一人被捕。

        据了解，当时绝大多数的左翼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都是通过陆上交通线转移的，白石龙村是他们从香港脱险后在内地游击区停留的第一站。这些文化名人，有的在白石龙村只呆了十几天，有的呆了一个多月。但是，惊心动魄的营救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茅盾、戈宝权、柳亚子、乔冠华等人在解放后还多次撰写文章和诗歌，回忆并纪念这次营救以及在白石龙村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