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星愿意“扮丑” 能迎来“演员的诞生”吗？

女明星能够去扮丑，并不能证明她就有演技、就能够拿奖，只是说明她可以放下明星身段、用演员的心态去接受能够让自己发挥演技的角色，通过这些角色来展现出她对感受生活的捕捉能力和表演灵气，更重要的是，令观众相信，原来她并不是甘愿一直“花瓶”下去，而是她一直是在寻找如何诠释这样角色的合适机会。

为何一些女演员都选择这种牺牲形象的角色？相比之前的角色，她们的演技有没有得到提升？作品好评度有没有变化？带着这些疑问，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宝贝儿》导演刘杰、《暴裂无声》导演忻钰坤等，聊了下这个话题。其实女星扮丑或者自毁形象出演喜剧角色很早之前就在银幕上出现过，但这些角色大都是为了娱乐效果，带有很强的娱乐性，不在这次选题讨论之列。还有张艺谋、陈凯歌等第五代导演早期的现实主义作品大部分也都有这类角色，比如巩俐的《秋菊打官司》等，在时间上也超出了本次选题的讨论范围，我们限定在近十年内地现实主义作品中。

为什么女星甘愿扮丑？

1.演员基本修养

面对好剧本，有些女演员在选角色的时候根本不去在乎角色有多光鲜亮丽，她们更在意的是角色是不是符合片中人物的设定，是否真实可信，在表演上有没有发挥的空间。这是作为一个演员的基本修养。国内有不少女演员其实更钟情于在这种更为“朴素”的形象下演戏，比如谭卓、秦海璐、颜丙燕等这些女演员，她们很多角色都是素颜，甚至在形象上做出巨大颠覆。

谭卓在2017年的电影《暴裂无声》中饰演一个失踪孩子的母亲翠霞，常年卧病在床，丧失了劳动能力，在形象上极其平凡，大部分表演是坐在床上完成的。最开始，选角导演就向导演忻钰坤推荐谭卓来演这个角色，但导演觉得这个角色戏份有点少，不好意思张口。最后还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与谭卓见面聊了下，结果在聊角色的时候谭卓的眼泪一下就出来了，一直哇哇大哭，忻钰坤被惊到了，“她的情绪太强烈了。”谭卓边哭边聊，最后定下了这个角色，特意为这个戏留出了档期。

2.摆脱“花瓶”标签

也有很多女演员大多数时候都是演一些“玛丽苏”角色，在角色上都开启了“美颜功能”，银幕上的形象光彩夺目，360度无死角，没有瑕疵。杨幂的大多数角色都是如此，无论是现代时装戏的《小时代》系列、《何以笙箫默》，还是古装奇幻的《爵迹》，在形象上都尽可能追求一种银幕美感，但却在角色深度和内涵上一直饱受诟病。她们虽然有“流量”，在市场方面有一定号召力，但却往往被观众贴上“花瓶”标签，没有拿得出手的代表作。

所以，她们急需用一部作品来摆脱“花瓶”标签，而“扮丑”算是一种“捷径”。刘杰导演的《宝贝儿》就为杨幂提供了一次很好发挥演技的机会。这也是杨幂第一次触碰文艺片，她在片中饰演一个因身体缺陷被父母遗弃的女孩。在片中，她不再是以往光鲜亮丽的形象示人，而是脸上画了雀斑，头发枯槁，衣着朴素，完全颠覆了之前“流量小花”的形象。虽然在采访中杨幂表示接这部戏的原因是“这部电影的思考意义大于电影本身，想尝试一下。”但是于她个人而言，想要摆脱“花瓶”标签，证明自己除了是“流量明星”之外，还是一个演员的考量更直接一些。不然，她也不可能以极低的片酬，断断续续为这部戏补拍两次，在剧组共待了90天时间，都够她接三部古装剧了。

最近几个月，《宝贝儿》先后入围了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特别展映”单元以及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媒体和观众都给出了不少好评，对于杨幂这次颠覆形象的表演也都持褒奖态度。

 3.“扮丑”更容易得奖

虽然很多演员“扮丑”或者自毁形象的一些表演并非出于拿奖的心态，但是颠覆形象的表演更容易拿奖，却是一件不容置疑的事实。奥斯卡评委就特别钟情于这种表演，除了前面提到的希拉里·斯万克和查理兹·塞隆分别凭借《男孩别哭》和《女魔头》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之外，这个阵营中还有今年刚刚凭借《三块广告牌》中的绝望母亲获得最佳女主角的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等。

国内的情况也大致如此，赵薇凭借2014年影片《亲爱的》中失去孩子的农村妇女，首次获得金像奖最佳女主角；蒋雯丽凭借2007年影片《立春》中貌不出众的小城市声乐老师王彩玲，为她赢得了首个金鸡奖最佳女主角；颜丙燕凭借2012年影片《万箭穿心》中的城市底层妇女李宝莉，获得了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女主角奖、华表奖最佳女主角奖、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等，拿奖拿到手软。

其实，基于现实题材创作上对于形象的颠覆，之所以能够更多的获得评委们的青睐，斩获各类表演奖项，很大原因是演员形象上的颠覆能够更容易让她们进入角色，辅助她们完成更深层次的表演。但是，也并非所有在形象上动过手脚的角色都容易获奖，也要看影片的题材、剧本、演员个人的表演天分等因素。如果扮丑只是为了娱乐效果，那就另当别论了。赵薇对于扮丑这件事也是很挑剔的，在拍摄《画皮》时，导演要求她扮一个青面獠牙的女鬼形象，赵薇果断拒绝了，“我不要这么丑，我要丑得我觉得值，我可以从头到尾演一个怪物，但不会为了一场戏扮丑。”

外行看的是造型变化

在演这些形象颠覆的角色时，演员首先在形象造型上做一些变动，看起来要像片中的角色，尽量褪掉身上的明星光环。杨幂刚来《宝贝儿》剧组的时候，导演刘杰就和造型说：“你去街上看那些来城里打工的农村小姑娘，她们穿什么衣服，你觉得哪一件合适的话，你就花钱买下来给杨幂换上，她平时就应该穿这样的衣服。”然后，导演又给杨幂讲了这个角色形象上的合理性，“为什么让你的皮肤变得这么不好，因为你之前也患有先天无肛症，内分泌肯定不好，那你的头发枯槁一点，也是正常的。”刘杰导演就让化妆师给杨幂脸上画了一些雀斑，头发弄得很干枯，一副病弱的模样。在导演看来，这个角色的体态肯定也是不健康的，让杨幂自己找一个体态出来，“哪怕不演戏的时候，你还要保持这个体态。”当杨幂化完妆之后，她的宣传和经纪人去了之后都惊了，想跟导演再商量下造型的问题，不过被杨幂拒绝了，“都听导演的。”

《暴裂无声》中谭卓饰演的翠霞也是一次极具颠覆的形象突破。她居住的环境因为矿场多、环境差，常年体弱多病，一直靠药物维持生计。导演忻钰坤搜集了大量资料，比如由于重金属造成的水污染，长期喝这种水，人体会出现腿部水肿，皮肤蜡黄等不健康的症状。化妆师就按这个方向给谭卓一点点添加，抹点原来皮肤的颜色，看上去比较接地气，看上去比较像土生土长的人。

赵薇算是一个比较敢于牺牲形象的演员，之前的一些商业娱乐片中已经有过多次尝试，比如《少林足球》中不仅剃了光头，还把大眼睛特地给变成了小眼睛，并且满脸暗疮、脓包，对于当时红得发紫的赵薇来说，算得上是一种艰难的自我突破。在现实题材中，她最为得意的一次牺牲形象应该是《亲爱的》中饰演的寻子母亲，这是她造型最简单的一次，全部素颜出镜，早上也不用化妆，拍戏的时候刻意让自己憔悴一些，有时候脸上起了一个痘或长了一个包，看起来人很糙，却更有质感，演出了农村妇女的沧桑感。

内行看的是表演变化

相比正常的角色，这种形象上的颠覆往往会为演员带来“脱胎换骨”的表演。《宝贝儿》中的杨幂就为观众带来了不小的惊喜。从台词来讲，进组第一天导演就要求杨幂要学南京话，杨幂每天就跟现场的场记学南京话。导演说电影之前在南京做过一次点映，“他们不会因为杨幂的台词出戏，看过的人都觉得她说的是地道的南京江宁口音。”除了口音上的变化之外，杨幂在表演上最大的难度在于，如何让观众忘记杨幂，让江萌这个角色显得真实可信。导演刘杰在调教演员方面很有一套，要求杨幂来剧组不能像个明星一样前呼后拥的，开工的时候也没有人理她，“谁敢理她的话，就遭我白眼。我只要跟她一说话就一脸的嫌弃，然后对她身边那个助理，一个农村来的小姑娘充满了欣赏。你知道在这种精神压力下，几个月下来的话，很容易崩溃。”果不其然，在片场杨幂发过两次火，“回去的路上又给我发信息道歉，的确压力太大，感觉自己表现不好，就会很烦躁。”

拍戏的时候，有时候杨幂不注意又会蹦出几句普通话台词。导演刘杰觉得还是没有进入到那个情境，“你不再认为自己是个明星，能够从容地坐在马路牙子上吃包子，无视周围的人来人往就行了。”后来杨幂真的做到了，一个人在闹市区街头坐着，没有人搭理。不过，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导演前后共花了九个月时间硬生生把杨幂逼成这个状态。拍完戏之后，杨幂和导演开玩笑说：“我之前的片子口碑可都不太好，很可能这是你评分最低的一部片子。”导演回复道：“我之前的片子一直票房都不好，很可能这也是你票房最差的一部。”

印象中，在《亲爱的》之前，赵薇表演获得认可还是在《画皮》的时候，中间的一些电影都没有太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亲爱的》中的李红琴一角算是她表演上的一个转折点。在演这个角色之前，她没有去体验生活，也没有和原型人物交流，而是搜集了大量资料，看了很多新闻纪录片，看到了很多不同老百姓在碰到丢孩子时的不同状态。赵薇诠释的这个角色展现出强大的生活感受力和表演灵气，这个角色也成就了赵薇事业的新高峰，获得了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提名，并斩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桂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