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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议:从香港如何探世界

  • 腾讯文化
  • 2015/11/05 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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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其实我们(香港)很少会想我们会被别人怎么看。因为事实上不太可能——除了少数人,谁有兴趣翻译香港的文学?”

        香港曾经的殖民地历史、其地理上独特的边缘位置,以及如今它在整个中国政治经济上的地位,使得对于“香港文化”这一课题的探讨日益热门,围绕于此的争论也此起彼伏。在今年的香港书展上,被评为今年年度作家的李欧梵请来两位门下学生,香港作家、评论家潘国灵和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系教师张厉君,展开了一场“从香港探世界:文学创作和文化理论”的探讨,以各自的成长背景和经历,从文学的层面挖掘香港的文化身份,并探寻其与整个世界对话的视角。

 

        从香港探世界的三个层次

        潘国灵认为从香港探世界,应该从三个层次来讲。

        首先是阅读的视野,而他自身的阅读史主要从初中看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纪伯伦的《先知》等宗教类书籍慢慢过渡到存在主义,再看到欧洲、法国的(作品),如加缪的《异乡人》、《瘟疫》等等,接着是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托尔斯泰的作品。到了大学,他碰上了捷克的两个大K,一个是卡夫卡,一个就是昆德拉。再往后就看拉丁美洲文学,跟着才去到英美文学。他坦言自己到了30岁才开始看《红楼梦》、《宋词》,慢慢回到香港文学、中国当代文学,近年才看回古典。而这条阅读之路开启了他对世界的看法,也是其中一个从香港探世界的方式。

        另一个探世界的可能性,他称之为游走的视野。1997年潘国灵前往英国伦敦,2003年SARS之后去了巴黎,2007年又到了纽约。在这些大城市中游走,他做过很多人文朝圣,曾在纽约拿着本书去找了几十个作家故居。他认为每到一个地方,其实都会带着文本世界的记忆,“比如我去看曼哈顿大桥,是因为我一定看过伍迪·艾伦的电影《曼哈顿》。”就好像《红楼梦》里贾宝玉说,“这个妹妹我见过”。“这个世界我见过,这个城市我见过,但是亲身踏足是不同的。”在潘国灵看来,游走的视野和文本的世界会不断互相交集。

        而文本世界和游走世界都会在作家的写作世界中成为养分。香港作家怎么在世界中写作呢?潘国灵认为,中国内地或者香港的小说有时候满足不了读者,就是少了欧洲小说的深层性,就是对存在的深层性的思考。“我们没办法写成外国那些我刚才讲的经典名著,有阵子都写不到(那种水平),或者永远都写不到。但是你基本有一个和世界文学内在的对话。”这种内在对话即是“自己要求自己的视野多于你被承认的”。尤其在香港,“其实我们(香港)很少会想我们会被别人怎么看。因为事实上不太可能——除了少数人,谁有兴趣翻译香港的文学?”所以在潘国灵看来,处于一个边缘的身份、边缘的视野,没条件被翻译。因此以写作的方式呈现和探讨“香港怎样被看”反而应当成为立足香港看世界的第三个层次。

        从华语角度理解西方文论

        张厉君在潘国灵提出三个层次的基础上,着重强调了华文世界对于西方文学及理论的创造性接收。

        他认为伴随着对世界文学的引入和翻译,自己这一代人其实是达到和世界对话的角度和可能性。张厉君指出自己同代人最初都是通过译本来了解世界他国的文学,尽管有部分原著德文法文的作品可能是通过英译本或日译本转译过来的,但这些译本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和世界接触的机会。而另一条与世界对话的途径则是通过香港作家对不同外国作品的评论,比如也斯、西西等。“其实是在互相参照之下,令我们开始了解世界文学。”

        张厉君以为,在这样一个比较之下,其实想要了解世界文学不只是读原著就算了,而是怎样对照本土的作品,形成对照之下自己独有的解释。“我相信这种解释甚至在欧洲、美国都未必会有。我不会说这种解释是一种误读,而是我们会很珍惜,这种解释是我们本土自己创作出来或再创作出来的。”

        他回忆自己对于外国文学的接收史,正好是从初中偶然阅读李欧梵老师那本《中西文学的徊想》开始的。这本书中涉及不同的文学作品和作家,好似一个提纲。所以他当时就从那本书开始接触这些世界作家,然后一一看回他们原本的作品。而书中浓重的知识分子定位——尝试将世界文学和当代中国文学联结在一起做比较的这一视角也影响了张厉君之后的阅读习惯,即使是阅读西方文学或外国文学,也会从华文或华语的角度,在比较的状态下去理解,用时差对照的状态去看。

        当年他入大学,恰遇97之前香港讨论香港文化最热的时候,“在这个过程里,我学文化理论其实是通过李欧梵老师和也斯等前辈对香港文化的讨论学习到的。所以我最初接触到后现代理论,后现代文化,就是通过对于香港的讨论。”当时不断要处理的就是,思考这些从西方世界或者外国产生出来的理论,翻译到香港华语世界的时候可以怎样去改造,形成一种创作性运动?

        他指出当时有两本很重要的书。其中一本是1995年出的杂志《今天》,做了香港文化专集,这就引起了以后二、三年关于香港文化的大讨论;另外一本是也斯在艺术中心的讲座集结起来的关于香港文化的一本书。“看完了这两本之后,知道了一些很重要的道理,尤其是怎样将后现代或后殖民等理论用作对本土作品的理解。”

        从边缘视野看本土与世界

        当时,来自不同地方的许多学者对香港文化的关注,令对于香港文化的讨论得益良多,其中,李欧梵发表的《香港文化的边缘色彩》一文后来引起了大论战,形成了关于香港文化身份、香港文化认同的很重要的讨论。

        张厉君回忆自己读中学的时候,人们对于香港文化普遍是很贬低的,就说香港是文化沙漠,没文化,要不就是香港中西合璧。他认为说香港中西合璧可以,但其中很大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讲中西合璧的话,很容易被人用来说是“精英文化”,但如果你说精英文化的话,香港就真的会被人看成文化沙漠,因为香港文化中的瑰宝不在“精英”这里,而在“流行”“通俗”“民间”。“所以李老师带入的这个边缘混杂的概念其实很好地肯定了香港的流行文化、通俗文化的贡献,这正是我们文化研究ABC入门时要学生记住的——文化没有精英和通俗之分,应该要打破精英和通俗的界线,从一个整体的生活方式来肯定文学。”

        正是基于“边缘”和“混杂”概念的提出,使得对于香港文化的研究得以开展。“我们就是一步步从具体的对本土的关怀,进而去读文化理论,而日后所谓的后现代、后殖民,我们也是从本土视野去理解的。”

        而张厉君更以他身亲游走苏黎世的见闻为例,进一步阐释了如何站在边缘视角回看本土,回看香港。

        他刚完成的苏黎世之旅恰逢前卫艺术团体达达主义创立100周年,他们开设的小酒馆做了一张文化地图,标注了苏黎士有哪些地方与前卫艺术家有关。其中包含了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前卫艺术;第二个层面就是革命思想,当时苏黎士有很多革命家流亡;第三个层面就是心理分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奠基人物荣格就是瑞士人。因此三个层面看出多维度的苏黎士文化。而现代主义的艺术或者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艺术文化发展就是在这三个层面(也即三个世界)交错之下形成的。在张厉君看来,“这就是一个国际城市很重要的动力,不单只有本土的人,而是不同外来的人来到,都可以有一个对话的可能性,或有一个在其中生存发展,扩展自己思想的可能性,使得他之后在这里可以孕育出不同的花火。”正如人们常说的“根”很重要,但是结出来的花果同样重要,而花果未必是在地本土结出,可能是异地结出。张厉君提出,这正与李欧梵的边缘视角相契合,即是站在一种不同的文化视野中,怎样从移民花角度回看本土,以得到不同的理解,而他自己在游走的过程中,也得到了一个相异的视野去回看香港。

        回到香港:理性到感性的回归

        而在李欧梵看来,所有对于香港及香港文化的探讨,最终都要从理性归结到感性上。他回忆第一次来香港的时候,香港的街名引起自己的注意。当日他乘坐朋友开的车从中文大学到尖沙咀喝下午茶,走了一条路叫“窝打老道”,第一次看到这路名的李欧梵觉得很奇怪,怎么会叫“窝打老道”(Waterloo),有这种翻译。“因为在台湾街道都是中山道、中正道啦,西藏街福州街这些。香港港岛的街名,几乎都是总督的名字命名,但九龙的街名就有上海道广州道。”他由此提出,街名本身就是文化的语言,“我就找这些很细致的东西,这些东西的背后就是历史,这些就代表着文化,可能还有鱼蛋街、叉烧路。所以本土和世界文化的关系就是在这些里面,从视野和看事物的角度上(反映),喝咖啡都可以看出来。但你需要一种敏感,需要一种感觉,你自身有不同的细胞。”

        李欧梵说谈起他不喜欢美国的理论的原因,就是觉得太过理性,不够感性。“你到一个地方,各个都讲本土,我说你知道什么香港,你是讨论香港,你没有爱香港,你不知道香港鱼蛋的味道,你有没有讲过鱼蛋理论?”他说后来就发现自己要回香港做文化的事情,写东西,但写着写着发现,背后的理论又回来了。

        李欧梵归结自己是所谓国际主义,就是指我们的世界不可能让我们只管自己。他认为个人的经验和自己读的书、自己的旅游、自己吃的东西其实都是连在一起的,令你的生活非常丰富。“我的意思是最高深的理论是最容易了解的,即使你不明白理论都可以接受得了的。”他提出如果要探世界,应该将世界和本土连为一起,探(世界)再回头看。“你探了世界再回来,就感觉更爱香港。对我来说这很吊诡。”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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