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苦旅二十年 何为文化

        【本期看点】】“文化”是什么？它究竟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让人们获得时代与地域归属感的工具、抑或是其他性质的存在？余秋雨认为，文化可以概括为一种生活方式和精神价值，归根结底是一种归属感。中华文明作为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一员，其历史优势包括面对灾难时的集体精神和民族精神；而其在公共意识、实证意识及法律意识方面的缺失，则又导致了其历史缺陷性。

        中国人喜欢谣言令我痛心疾首

         文化归根结底是一种归属感

        新版《文化苦旅》和二十几年前的版本相比，最大的区别是在“中国之旅”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世界之旅”与“人生之旅”。人生之旅并不是说我的人生之旅，而是我所见到的文化前辈的人生苦旅，包括巴金、谢晋、黄佐临等人。以旅行的方式完成文化考察，可以让年轻的读者知道文化是怎么回事：文化在脚下，文化很艰难。但在艰难以后，还是能让人感到安顿与踏实。

        我对文化的概括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精神价值。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价值形成了不同的习惯，从而变成了安顿心身的一种归属感。当人们尚在追求物质层面基本衣食温饱的时候，可能不会太在意归属感；但当温饱问题得以解决之后，归属感一定要找到。我们如果要转移归属感也可以，但归根结底这是一种文化转移；归属感也可以被扩大，这是一种文化的扩大。

        我当年出发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去找文化的归属感，很大的一点是去探寻我到底是谁？我立足在何处？当时的交通不像现在这么方便，要在甘肃高原上找唐朝的很多痕迹，很多地方靠步行，要走很远很远的路。问人，农民都不知道哪里有唐朝的痕迹。有一次我有一支笔掉在坟堆里，也好，就让我的笔陪陪上千年前戍边孤独的战士吧。现在看起来条件很艰苦，但当时其实非常地精彩，一步一步走，用自己的脚踏出一个文化归属来。

        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的古文明

        由于这种到处寻找，最后我发觉，一个事物重要或者不重要，都基于世界性比较——在歌颂或者批评一个事物的时候，我的坐标在哪里？基于世界坐标，评判才有可能客观。所以我开始世界之旅，走了世界所有的文明故地。我找到了和中华文明同龄的那些古老的朋友，但它们都已经陨落。我一开始觉得中华文明苦，后来和外面的文明一比，发觉只要是文化就是苦的。古代文化曾经越是辉煌的地方，现在情况越糟糕。首先是伊拉克，即巴比伦文明的在地，第二个是埃及，它们现在的情况都不太好，很混乱。文明和文化为什么会有这么糟糕的结果？它们是不是自己有一个怪圈在那里？

        比来比去，觉得中华文明了不起。虽然中华文明也有很多弊病，但是不得不承认一点，即中华文明是人类所有古文明中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古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埃及文明，这些文明全在中途湮灭了，埃及的法老文明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印度文明缺少一个司马迁这样的人物。而中华文明尽管遇到过很多灾难，好多次好像马上要中断，但最后依然没有中断。这就像在村庄里面看到一个百岁老人一样，他一定有特殊的生命力。我们研究他的生命力，其实就是研究他有什么样的优势。

        每个文明都会遇到自然灾害，很多文明就在几次自然灾害中走向了衰落。中华文明也遇到过很多自然灾害，但我们会发现，中国人平常生活中可能挺自私的，但是一到大灾难的时候会迸发出一种守望相助的集体精神，一种民族精神，这可能是中华文明长寿的原因之一。

        在古代，知识分子数量很少，传播力也很低，不像现在有网络。知识分子的很多思想老百姓都不知道，但依然能够人丁兴旺地活到现在，在于很多人持有相同的理念。我具体总结为三个“道”：中国在人格上普及了“君子之道”，在行为方式上普及了“礼仪之道”，在思维方式上普及了“中庸之道”。

        中华文明缺乏公共意识、实证意识和法制意识

        中华文明的缺陷，第一就是缺少公共意识。比如在讲君子之道的时候，提到君子上对朝廷、下对家庭负责，对朝廷忠，对家庭孝，就可以被称为忠孝两全了。但他们不知道在朝廷和家庭之间存在辽阔的公共空间，这是中华文化比较缺乏的东西。

        第二就是严重缺少实证意识，导致谣言特别多，假货特别多，表演性的东西特别多。我们也讨厌假的东西，也说谣言止于智者，但智者缺少破谣言的程序，这就是文化的问题了。文化没有提供这个程序，所以不管你官多高、多有钱，遇到大谣言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来破它，最多是不理。

        第三就是缺少法制意识。这里的法制意识不是政治概念，而是说日常生活中就缺少这种意识，在文化当中也是这样。我们喜欢武侠，而什么叫武侠？武侠就是远离法律的一群人。什么叫江湖？就是远离法律的地方，但是我们的文化在那安顿得很开心。武侠题材也出现了很多很好的作品，远的比如《水浒传》，近的比如金庸先生的小说。

        中国人那么喜欢谣言 实在让我痛心疾首

        我们的文化既有历史性的优点，也有弱点。君子之道、礼仪之道、中庸之道，这些都是我们优秀的地方；弱点则在于刚才提到的几个“远离”，包括远离公共意识、远离实证意识、远离法制意识。中国人那么喜欢谣言，那么难破谣言，我看到的时候会痛心疾首，即使不是专门针对我。往往一个大事件的发生都是从谣言开始的，你找不到责任者，而且每一个推谣的人都很安心，这实在让我痛心疾首。不过有时你又会对这个文明感到某种安慰——中国多数的智者在处理问题时，一贯是彬彬有礼地采用中庸之道的方法，不走极端来解决，这一点又让我们感到安慰。

         我不仅找唐朝的痕迹，还走了国内很多重要的文化点，比如都江堰、岳麓书院、山西的票号，这种寻找令我非常兴奋。我把我的写作和寻找完全联系在一起，带领无数的读者寻找千年古迹，这样才能一点点地知道我们是谁。

         我不仅找唐朝的痕迹，还走了国内很多重要的文化点，比如都江堰、岳麓书院、山西的票号，这种寻找令我非常兴奋。我把我的写作和寻找完全联系在一起，带领无数的读者寻找千年古迹，这样才能一点点地知道我们是谁。

         儒商就是做君子不做小人

         佛教在中国为什么能够生根？

        我在北大讲课的时候曾经提过一个问题：佛教思想是在汉代前后传进中国的，而在此之前中国已经有了非常丰富的先秦哲学，有了诸子百家。一种宗教或一种思维从文化饱和的地方传到文化沙漠是很容易的，但要传到文化超饱和的地方就很难了。中国当时的文化处于超饱和状态，已经有诸子百家争鸣，整体已经非常地繁荣了。这个时候外来的思维要进来，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但结果是，佛教思想不仅传进来了，而且生根发芽了，是什么原因？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探讨佛教在中国为什么能够生根，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诸子百家虽然关心各种各样的问题，想要解决社会问题、解决形而上的问题，但是唯独没有一家真真正正地解决了人生课题。

         比如最为我们所关注的儒家，主要思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生的终极目标是为了治理社会、治理国家。而这样一来，个人的人生问题就被放到一个大环境里面去了。我们为事业而奋斗，为国家而奋斗，这种思想固然很辉煌，但对于个人的修行而言，其与外部的关系并不大。这个时候佛教进入了中国，告诉人们，生老病死都是苦，要寻找苦的原因。可以说上到皇帝下到乞丐都要思考：既然生老病死都是苦，那么苦的原因在哪里？佛教告诉你，苦的原因在于欲望太高，期望太大。要摆脱苦，唯一的方法是要摆脱你的欲望以及过多的期望。首先要把世上很多不重要的东西看破、看空，包括对于“我”这个称呼也要看空。看空以后你就没有什么欲望了，没有欲望的时候你就不会有苦，不仅你自己没有了苦，别人也不会因你而苦，你也等于是救赎了他人。这样的思想对于一个太追求赢、太回避输、太喜欢竞争的社会来说，正是一剂良药，所以佛教在中国很快被普及。

        艺术和宗教是精神的安顿之所

        在佛教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明代以后，佛教的传播越来越偏向权势，而这与佛教的思维恰恰相悖。真正的宗教思维会劝诫人们，对现实中的诸多追求应该适度放弃，应被一种更高的属于精神领域的东西主宰，这样的生命才有价值。这种精神主宰好像很难用科学理论进行解释，但是非常重要。比如爱因斯坦，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但是爱因斯坦说，虽然自己阐释了很多有关世界的事情，但世界为什么这个样他就说不清了，于是最后只能面对宗教精神，面对艺术。人家问他：“爱因斯坦先生，死亡对你意味着什么？”人们原以为，死亡对于这位物理学家来说，意味着他不能再继续研究相对论了。而爱因斯坦的回答是，死亡对于他来说，意味着再也不能听莫扎特的音乐了。莫扎特的音乐是宗教音乐，爱因斯坦在艺术和宗教中安顿了自己的灵魂，这是一个大科学家的灵魂。他对于世界了解得太多，而最后灵魂仍需要安顿。

        佛教对于当代人的意义也是如此。佛教帮了我的大忙，一想到佛教的精神，我的心就能得到安顿。现代人赚了很多钱，之后就开始迷茫：我的衣食已经无忧了，那么我还赚钱干什么呢？如果能有一些宗教精神，不管是哪一种宗教，那么人的灵魂会得到更好的安顿。所以佛教对于当代人而言不仅是单纯的佛教，而是提供了宗教文化对于精神的安顿力量，这一点特别重要。

        做儒商最重要的是做君子，而非小人

        由于孔子参加社会和政治的程度太高，导致儒家学说往往被误读。其实在孔子的哲学中也有可以安顿精神的部分，就是君子之道。当代企业家提倡做“儒商”，那么何谓“儒商”？“儒”指的是有文化，古代讲儒商，就是指这个商人能够写诗读书，是有一些文化背景。其实当代很多成功商人的文化程度都很高，很多人是大学毕业，还有些拿到了研究生学位，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都是文化商人。

        但如果按照真正的儒家意义进行探讨，“儒商”其实是要求商人做君子。儒家的千言万语，最后总结出的嘱咐只有一句话：请做君子，不要做小人。这里所指的不是文化意义上的儒商，而是精神意义上的儒商。如果你还在用小人的手法在商场里面折腾，即使你学历再高，也不是儒商。真正的儒商是有终极关怀的，他们不会太在乎自己的经济收益，而是会去关爱别人，因为真正的儒商讲究的是德。

        伪精英因个人表演欲而伤害无辜

        阴谋是中国少数文人谋士的文化

         对于传统文化失去比较多的是知识界，民间失去的不多。知识界带有一些表演意识，经常需要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在表演，同时又在评论别人的表演，形成了一个循环，造成当今对中华文化各种各样的读解方式。前不久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个台湾出生的华裔教授跟我说，他因为很想了解大陆的文化，于是去看大陆的电视剧和电视讲座，但发现怎么包含那么多的阴谋？我告诉他，我在中国的农村呆过很久，那里的农民没那么多阴谋。我所了解的农民最多就是比较小气，有的时候在态度上比较凶，但阴谋是没有的。阴谋并不属于民间文化，它其实是中国少数文人谋士的文化。这种文化被当代媒体夸张表达之后，我们误把它当成现实，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阴谋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些文化人自己制造的文化。

        中华文化的延续应该寄希望于民间文化，要从民间文化里寻找。生活当中很多君子，其文化程度也许并不高。比如在农村，老百姓是讲礼仪的。中国有那么多的节气，就是要普及礼仪得以传承。比如端午节应该做什么，对老人应该怎么样，对隔壁邻居应该怎么样，它有一整套的礼仪。有的时候你并不知道礼仪存在的原因，但你必须遵守，它带有强制性。比如小孩子不懂得为什么要尊敬祖父，但是爸爸告诉他，你每天必须请安，等小孩子长大了慢慢就懂了，这叫礼仪之道。

        极端主义多存在于知识分子中

        中国也有极端主义思想，但主要存在于知识分子中，大多数百姓没有这种极端主义思想。因为中国是农耕文化，农民靠天吃饭，他们知道四季循环，知道热到极端的时候秋风就起了，冷到极端的时候春天就来了，所以农民的思维是基于四季循环的中庸思维。

        当今教育最让我担心的，是品质上的虚假和极端主义。从孩子进学校开始，就教育他们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要打败其他同学，导致孩子从小就学会了非道德的思维方式，一味求胜求赢，一人独大。这种思维不对，但在今天很普及，对此我们的教育界、知识界和文化界在意识普及上负有责任。

        艺术家的出现和院校培养关系不大

        大作家和大艺术家的出现和院校培养的关系不大，尽管很多人会反对我这个说法，但我还是要说。我做戏剧学院院长的时候就和我们的老师讲，我们要把更多精力放在招生上，因为在招生的时候就可以判断一个人能不能成为艺术家。很多年以前，有个人找我我说，余老师，我们这里有一位农民演员，他的职称评起来有一点难度，能不能到你们上海戏剧学院进修一下。我说我看一看，结果只看他表演了五分钟，我就说这是一流的喜剧演员，根本不需到我们学校进修。这个人叫做赵本山。艺术其实很大部分靠人的天性，真的不是靠教出来的，艺术类老师大多数也并不是艺术家。

        曾经有人问，高校能不能放宽尺度，让真正的艺术家进入高校？我认为，如果真的自认为是艺术家，就不要太在乎高校文凭。太在乎高校文凭和教授职称，就需要放弃自己很多艺术活动的权利。有些艺术家，他可能外语不行或者理论不行，进入高校比较困难，但他完全可以做一位很好的纯粹的艺术家。特别是我对中国的高校是比较失望的：虚假的东西太多，合格的老师不多，优秀的课程不多。招生的时候把那么多精英的孩子集中在一起，那么也需要通过教育挖掘出他们很精彩的东西。

        伪精英多因个人表演欲而伤害无辜

        伪精英大家都很讨厌，但有时候又避免不了。伪精英与真正的文化精英有几个区别：第一，真正的文化精英不攻击别人，不伤害无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伪精英喜欢伤害无辜，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就骂开了，通过骂来表示自己是精英。第二，伪精英喜欢表演。我是研究戏剧的，我知道舞台上需要表演，但生活中不要表演，生活中的表演明眼人一看就能看出来。一旦染上了伤害无辜、做作表演的毛病，一开始可能不太严重，但演了第一场就还要演第二场，越演越糟糕，因为要不断地寻找伤害对象。第三，真正的精英不和民众划出界限。一定要居高临下地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这往往是伪精英的做法。

        这里我对伪精英的一个劝告是：不要为了你的表演欲而伤害无辜。我也想对下一代的年轻人说，“君子之道无伤害”，不管你们的观点有多么地优秀和了不起，一定要以不伤害无辜为前提。中国所有的人为灾难都和伤害无辜有关，比如文革，上层的斗争其实是小范围的，但最后为何酿成了大灾难？因为开始伤害无辜百姓了。

        我们在人生过程中的一大苦，就是会受到谣言的侵害。不要以为只有名人才会受到谣言侵害，中国文化的一大毛病在于大家内心深处都喜欢听谣言。愿意听，等于我们鼓励了谣言，我们用期待的眼神浇灌了谣言。如果这一点能改掉的话，中国人的安全感会提升很多，普通人的不安全感一部分就来自于谣言。

        官场竞争容易产生“小人”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20年前，我对于那些盗版和伤害性的言论很生气。我的书被大量盗版，几乎占比9/10。我在上海工作室的两面墙，一面摆满了盗版书，一面摆满了正版书。盗版书的墙很漂亮，正版书的墙很暗淡。律师告诉我，盗版是刑事案件，等于偷盗。而且人们经常找一些名誉上的东西来打扰你，谈离婚，挑你过去做过什么坏事，甚至不惜造谣。我的基本态度是千万不和他们辩论，因为不能辩论，辩论是那些肇事者所期待的。他们本来也不想得到真相，最要命的是我们的观众和读者也不在乎真相，他们在乎的是你的态度和被造谣者的表情。其实你真的做过什么事，或者你真的和妻子的感情如何，观众兴趣不大，因为你不是他们的亲戚朋友，和他们关系不大，他们就想看你的表情。

        我完全不理会这些诽谤造谣的人，朋友也不告诉我，即使知道的话绝不和他们辩论。你和他们辩论就等于去对方后院打篮球赛。没有裁判，没有规则，没有陪审员，比赛的圈子是他们划定的，你一定输，所以千万不要辩论。你努力低头工作，走出他们的射程之外，他们能够攻击你的点是有限的。假如我们都不在乎他们了，他们最终都会失败。我非常喜欢美国传媒大亨默多克讲的一句话：什么是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时代就是谁也不在乎小人的时代（大意）。每个时代都消灭不了小人，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有小人，所谓小人就是挑拨离间、攻击他人、用肮脏的语言给你泼污的人。我们期待这样的时代，谁也不在乎他们。他攻击你，你也不在乎，时间长了，别人也就不在乎了，他们也觉得无聊了。

        官场竞争容易产生“小人”

        君子、小人是儒家思想中两个重要界限，千言万语最后说的就是这个。其实，君子和小人的成分往往可能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我有次给学生讲课解剖自己，不能说我讲“君子”之道，自己身上就没有“小人”，我们每个人是“君子”和“小人”元素的集合体。我做院长的时候好像很君子，很辉煌，有一天我发现和我们有竞争关系的院校出了点事，我心里曾经一度暗暗高兴，这就是小人意识。所以这也是自我警惕。如果纯粹做官，这样的因素会越来越多。比如七个副局长，有一个人可以做正局长，那么七个副局长之间互相期待着另外几个人出点什么事，或者有点什么毛病，或者考评不如自己，这里面就有小人意识。官场是一个竞争场所，很容易产生小人思维，表面上翩翩君子，背后藏着小人思维，这是非常可怕的。长期做官，或许对能力提升有帮助，但往往对健康人格发展不利。所以这也是我摆脱官场的原因，要做真正的君子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行者无疆：善良、快乐、健康六字箴言走天下

        我在大学里演讲的时候，年轻的孩子都会问我对自己的评价和定位，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现在的孩子们太在乎对自己的名声和自己道路的设计。这可能是我们的教学和家长对他们的要求——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一步一步地设计，步步为营。而我想说的是，千万不要对自己做太多的定位和设计。我在农村读书的时候，对自己最高的设计，是在第一次看电影之后，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电影放映员，这样我就可以每天看电影了。后来到上海读书以后那就没有什么设计了。

        文革以后，我写一些学术著作，被称大学者，三次民意测验第一都是让我做院长。我没做过科长、处长，一下成了正厅级干部，这完全是意料之外的。（编者注：1985年,余秋雨被破格提升成为当时最年轻文科正教授，后更成为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正厅级干部待遇）。但是我自己有改变，我不想当干部，就做旅行者去考察。《文化苦旅》就是在考察中写的，是完全没有计划的，我不知道会写东西。《文化苦旅》完成之后，也完全没有想到它能发和出版，只是住在隔壁在杂志社的同学有缘发现，出版完全是计划之外的，后来做的事情也都是计划之外的。所以我对年轻的朋友们讲，不要做太多的自我设计，秉承着一颗善良的心，快乐的情绪，健康的身体，一直往前走，这就是你很好的人生。

        总结:余秋雨说：“一个人种的全部尊严必然由文化和文明带来。”过去二十年，他从未停止以文化为名的行走；今后的日子，他对文化本源的探寻将仍会继续，不辩解，不停步。也许正如他所言，“真精英总是着眼于责任，伪精英总是忙着装扮；真精英总是努力地与民众沟通，伪精英总是努力地与民众划分，这就是最根本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