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禁欲主义产生的原因：穷则革命富则修

        郑谦

        [摘要]在晚年．毛泽东越来越强调穷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对于个人来说，穷则是纯洁灵魂、完善道德、保持革命精神的前提。

        本文摘自《中国：从“文革”走向改革 》，作者：郑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与历史上古典空想社会主义中的禁欲主义不同，我国社会主叉时期一度出现的禁欲主义思潮，不具有那样独立、明确的理论形态，也不曾以禁欲主义自居。

        它是建国后“左”的错误的某种表现形式，是构成各种“左”的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内容，曾一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这种禁欲主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穷则革命富则修”的社会主义观。

        中国革命是在一个非常贫困落后的条件中进行并取得胜利的。在这里，极端贫穷所造成的尖锐阶级矛盾成为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这种经历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解放后，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毛泽东根据以往的经验，强调了穷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意义。他说，贫农特别容易入社，比富裕农民更容易接受社会主义。

        在《论十大关系》中他又说，一穷二白“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

        1958年，他更明确地指出，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个显著特点，具有很大的鼓动作用，尽管它的片面性也是明显的。

        “一穷二白”的理论推动了社会主义改造加速完成，而这种实践又反过来发展了理论。1957年以后，这种关于穷的理论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发展。

        关于穷的具体内容和程度，他没有直接谈，但有一段话似乎为此做了注脚。他说一不死人，二不使身体弱下去，并且逐步增强，这两条是基本的。有了这两条，其他的东西，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

        总之，在晚年．毛泽东越来越强调穷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在他看来。穷不仅是中国革命和三大改造的天然优势。而且也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必要条件，是反修防修的重要手段，是衡量修正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对于个人来说，穷则是纯洁灵魂、完善道德、保持革命精神的前提。

        为了维持穷的存在，为了反修防修，禁欲主义就是必须的了。本来，在当时，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是相当低下了，但这还不够，还不足以保证人们的革命精神和纯洁的道德。所以，必须对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进行人为的限制和压抑。

        这种理论和实践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文化大革命”初期“扫四旧”时，西装革履、古玩字画、花乌鱼虫、化妆美容、扑克麻将、文化娱乐、室内装璜、烹调美食，统统都在“打倒”、“横扫”之列。

        就连姑娘们的长辫、裙子和服装店里的大镜子都不能幸免，因为它们都破坏了穷的形象，违背了穷的宗旨，引发人们对美的追求。

        当时，几乎是所有的人都真诚地相信，舒适、享受、漂亮、文质彬彬以及一切对美的追求都是资产阶级的，物质上的富有必然导致精神上的堕落。而安贫、粗陋、单调、恬淡寡欲则是无产阶级的象征，才能保证精神上的富有。

        他们用“忆苦”来得到“甜”的享受，用压抑物质欲望来促进道德上的完善。他们虔诚地相信，共产主义金碧辉煌的大厦．应该建立在这样一种贫穷、禁欲然而又是纯洁的基础之上。这样一种程度、规模的禁欲主义在当代国际共运史上是少见的。

        （二）轻视以至反对物质利益的社会发展观。

        “大跃进”时，对物质利益作用的忽视已经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来了。1958年1月《人民日报》一篇社论中说：“整风运动是推动一切工作的动力”，“我们的事业是革命的事业，最最需要的就是革命的乐观主义”。

        从字面上看，这些论断也许并没有多少问题，但如果把它与上面所引列宁的那些话相比，就可以看到明显的差别。

        但是，如果说，在发动“大跃进”时，对物质利益还只是轻视或冷淡的话，那么，在“大跃进”进入高潮后，随着对供给制的赞美和几年进入共产主义口号的提出，物质利益开始逐渐成为讨伐的对象。

        “大跃进”的失败，虽然使许多人丧失了对供给制的热情，但对物质利益的警惕性却未曾稍减。

        在1960年出版的一本很有影响的《政治经济学参考资料》中，就曾写道：“物质利益……在马克思和恩格思的著作中没有论述过，也找不到这样的用语。”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教科书》的谈话中，比较集中地谈到了对物质利益的态度。他对教科书中有关物质利益的论述表示明显不满。他认为，教科书中所强调的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这种倾向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表现。

        六十年代初至“文化大革命”发动，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物质利益原则受到了越来越严厉地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在党的九大上，毛泽东又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角度批判了物质利益原则。

        他说，我国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手里，原因是他们跟着刘少奇的路线走，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和奖金，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

        总之，从1957年以后，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直到“文化大革命”，物质利益原则已经逐渐被当作与无产阶级政治和共产主义精神相对立的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原则，与“公”相对立而必须加以批判的“私”。

        人们习惯地认为，物质利益、物质欲望固然也能成为人们工作的动力，但它却刺激和发展了人们的私心杂念，对社会主义方向产生了严重的威胁；我门完全可以摒弃这种沾染着铜臭和使人堕落的刺激，因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政治，可以产生最纯正、最强大、最持久的动力。

        “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在人们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以便清除物质利益、物质欲望对人们的诱惑和腐蚀。而这正是建立一个纯洁无瑕、无私无欲的理想社会的重要保证。

        被这样一种理论影响或征服的人们，远没有今天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那样多的物欲。

        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会斤斤计较个人的收入或支出，但却往往不知物质利益为何物；他们向往富裕的生活，但却不敢公开谈论它。社会上的先进人物．更是自觉地禁欲克已、安贫乐道。

        （三）被曲解了的艰苦奋斗的人生观、伦理观。

        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和建设史中，艰苦奋斗永远是一个具有魅力的、使人振奋的字眼。这是一个内容十分宽泛的概念。

        它可以是指一种人生观，也可以说是一种伦理观；它既是一种工作作风，又代表一种事业精神。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艰苦奋斗的结果，艰苦奋斗也因此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个使世人瞩目的特征。

        1957年以后，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发展，随着对当代资本主义片面认识的加深，在对穷的赞美声中和对物质利益日益发展的警惕性中，对艰苦奋斗的理解和认识发生了越来越明显的偏颇。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艰苦奋斗在某些特定时期（如战争时期）的某些特定的具体表现形式（如穿补钉衣服、吃大苦流大汗、吃窝头酸菜、供给制等等）绝对化，当成艰苦奋斗精神、原则本身。

        所以，一提到艰苦奋斗就想到吃窝头、穿破衣服等等。而当我们已经有可能不吃窝头、不穿破衣服时，就痛心疾首地认为把艰苦奋斗作风抛弃了。这就如同唯物主义者把物质的某些具体形态当成物质本身，而当这些具体的物质形态消失时就惊呼物质消灭一样。

        这样，以往立足于军事共产主义、以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为基础的艰苦奋斗模式，被简单地、无条件地照搬到社会主义建设中。这种立足于以往经验和基础，忽视新形势、新内容、新基础的模式，越是向前发展，其片面性和形式主义的成份就越多。

        被歪曲了的艰苦奋斗精神往往只是以体力型、实物型、外在型等简单形态表现出来，其中很少考虑知识、效率、效益观念等因素，并逐渐演变为一种禁欲主义思潮的要求和手段。

        艰苦奋斗的歪曲形态基本上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缺乏或没有科学意识的苦干、蛮干，如大炼钢铁、毁林开荒、围湖造田，等等。

        此时，被歪曲了的艰苦奋斗精神，已不再仅仅是为了克服生产或生活上的困难，而越来越多地被当作反修防修的禁欲主义手段了。

        “文化大革命”中，艰苦奋斗更是畸形地发展为一种摒弃人生一切物质享受、排斥人们一切对美的追求的禁欲主义，和不计成本、不讲效益、不顾科学的“出大力流大汗”式的蛮干了。

        我们过于留恋和偏爱艰苦奋斗精神的一些多少有些过时的形式，却丢掉了它的要义和精髓，使它越走越脱离了我们现实的基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穷则革命富则修的社会主义观，轻视物质利益的社会发展观，以及被曲解了的、形式化了的艰苦奋斗的人生观，伦理观，在这三者中，就其每一项来说，都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禁欲主义，但它们确实各自都包含着一些禁欲主义思潮的因素；而它们的结合及相互作用，则从理论形态、道德规范、社会风气等多方面构成了某种形态的禁欲主义思潮和实践。

        在这三方面中，第一个因素显然具有本原的意义，决定着对社会主义社会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看法。后两个因素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为前者所决定，但也具有各自独立的来源和意义，并反过来强化和发展了第一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