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和公众 都应该更宽容一点

        一篇署名为“掀起你的头盖骨”的新闻系学生发表文章声讨等在手术室外的记者为“秃鹫”，“他们在等，等她死”，由此形成了对记者报道行为和新闻伦理的批判阵营；而另一边，以《每人都有15分钟站上道德高地骂记者》为代表的反驳意见，申诉了记者的“冤屈”，指出：“能时刻扮演好公众形象和写稿大牛，这是记者的本职，无关情怀。”

        首先，对于记者的报道行为，需要加以区分，如果只是单纯在现场等待，其实等的是一个确定的结果，无关乎好坏，记者代表公众到达现场，只是满足公众知情权，而不是满足记者个人的窥探欲。因此，记者此时是为了公众利益，只要不构成对当事人的骚扰和对其隐私权的侵犯，就不应受到过多的指责。

        其次，纷扰和争论的背后，无外乎是对新闻的职业要求与新闻伦理发生冲突时，应该如何选择的问题，是坚持做一个客观、冷静的记录者、报道者，还是参与到事件中试图去改变和救赎？是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当好一个称职的记者，还是以人为本，首先做好一个社会人，有着最基本的同情，脆弱和感动。

        这让我想起了一部电影《求求你表扬我》，以记者古国歌为代表的一批有良知的人，在新闻真相和当事人利益之间徘徊后该怎样取舍？孰轻孰重？他的纠结代表了中国一代传媒人的困惑。

        由于职业的特殊性，记者被赋予“无冕之王”的荣誉，受到了太高的关注，也被寄托了太多的期望，期望能查明真相，期望能为民做主，期望能彰显正义……不允许有一点的瑕疵和纰漏，因为公众和社会不能忍受新闻报道所带来的任何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在错综复杂的现实和人性面前，面对不同的声音、价值观和诱惑，记者又显得太无力了。有时候我们对记者不免太过苛责。面临社会的压力，舆论的声讨，良心的纠结和职业的坚持，在事件发生的瞬间即使权衡利弊也很难做出最稳妥的判断和决定。对于新闻行业和新闻记者本身，我想我们应该给与更多的宽容。

        事实上，对于新闻职业要求与新闻伦理冲突的抉择探讨，本身就是众说纷纭，似乎这也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同时又不能侵扰悲痛，不能侵犯隐私，这个度太精准，精准到容不得稍有差池，这个度又太模糊，模糊得说不清基本原则。

        此处，还存在一个价值和善恶层次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是否要为了更高的善，更重要的价值，而选择放弃、牺牲更低的善和更次要的价值。这让我想起了一起类似的事件，也是新闻史上的一个经典案例和争论。1994年凯文·卡特拍摄的作品《饥饿的苏丹》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凄凉空旷的沙漠中，一个奄奄一息的小女孩蜷缩在地，不远处站着一只巨大的秃鹫，等待她的死亡。

        画面本身的强烈对比以及战争背景的冲击，让各种批评质疑接踵而至，记者为什么没有去救助那个小女孩，只顾抢新闻而丧失人性？虽然最终证明记者用最快的时间拍照之后，赶走秃鹫，带女孩去最近的救助点，只是没来得及挽留住她的生命。但是这并没有减少舆论的声讨，悲哀的是不久之后，那个记者自杀了，只留下一张字条：“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也许他的自杀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但因为此事受到的谴责和压力难免成为压垮他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有没有考虑过，在为人性、正义和生命鸣不平的同时，也扼杀了另一个同等重要的生命呢？何况，当时的苏丹战乱、贫穷、饥饿交加，这都不是一名记者所能解决的问题，而他的照片所带来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直逼心灵，让所有人都记住了那个孩子，让全世界关注并重视苏丹问题。如此一来，不是能救助更多的弱者吗？通过媒体的报道，揭示问题，并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这也许是更高意义的善，也是更有价值的。

        最后，我想说，对于新闻，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事件本身，而不是仅仅盯住记者的报道行为，喧宾夺主。姚贝娜死亡事件的报道，已经远远偏离了最初的轨道。据悉，1月20日将举行姚贝娜遗体告别会，不知道媒体还会有怎样的表现，让我们拭目以待。

        诚然，失实报道、媒介失语、新闻敲诈……让新闻伦理问题始终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新闻从业者在伦理道德上也的确有待改善。对于记者而言，首先是一个社会人，那就需要有人最基本的感情，感性地嘘寒问暖，施以援手；其次，是新闻职业的要求，理性地客观报道，舆论监督。

        然而，无论是新闻从业者还是公众，我们都应该更宽容一点。请新闻从业者依旧保持对这个行业的热情和信心，正确看待公众的批评，监督甚至是苛责，因为所有人的出发点和希望都应该是一致的，无外乎是一个更好的新闻界，以完成记者的职责与使命，让这个社会因为记者的存在而变得更好。而作为公众，也许对于新闻业来说，我们从不缺少激烈的批判，但却少有理性的批评，而他们更需要的批评之后感性的宽容和建设性的意见。（作者：胡晓娟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