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童工的关心不应止于“解救”

        作者：廖德凯

        “深圳童工事件”引起社会热议，在这些童工被“解救”之后，尽管四川凉山州当地政府已经为他们的入学提供了必要的便利，但一些童工仍然不愿上学。由于贫困，不愿意读书“费钱”，而宁愿到外面打工，这是他们谋求短期内“更好生活”的有效途径。一个女孩恳求记者：“不要让我上电视，不然出去打工他们就不要我了。”（1月14日《人民日报》）

        孩子的恳求令人心酸，恳求的背后，是贫困的现实。从社会和政府的角度看，将他们从工厂中送回原籍，是一种“解救”；但对于这些童工及身后的家庭来说，这种“解救”恰恰可能是阻止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的行为。因此，真正的“解救”不能止于送回去，而是要从更大更宽广的视野，为这些地方摆脱贫困提供更有益的思路和措施。

        如果将这些童工的背景，从单一的家庭延展开，在更大的空间和时间跨度中去看问题，就可以发现：凉山州，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共有200多万彝族群众居住于此。他们所居地多为高寒山地，地下无资源，地上难产出，交通受大山阻隔，信息为语言封闭；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展“民主改革”以前，大小凉山区域尚处于奴隶社会，家支部落相互间征战不断；聚居区内，除县城外，几乎都是彝族，语言、文化传统、民族习惯与外界有极大差异。

        厘清这样一个基本背景，再来理解这片区域为何“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就不难了。多年来，扶贫攻坚始终是这一地区的头等大事。比如：针对居住地问题，开展“移民扶贫”；针对生活习俗，开展“形象扶贫”和彝区健康文明新生活运动；针对教育问题，开展“教育扶贫”。但以一地之力，要改变一片有几千年奴隶社会传统的地域，确非易事。就我所知，当地10万干部都与100多万贫困户结对帮护，以自己的微薄收入尽可能地帮助这些人群。

        但在这已有多个省份“富可敌国”的时代，彝区的改变虽有成效，却在“绝对对比”中显得格格不入。很多时候，外界太难理解这样的情况还会存在，以至于会提出许多类似“何不食肉糜”的问题。基本条件无法改变，生活习惯受制于“乡愁”（部分已经移民到适宜地的群众，因为“不习惯”，自己又搬回高山）……可以说，童工只是凉山州贫困现象之一斑，凉山州要解决的不是一点个案，而是全范围、多层次的贫困问题。

        贫困地区开发，不是简单的给钱修路、修学校、买粮食，而是要从习惯、教育（不仅是学生教育）、基础设施等各方面推进，同时，扶贫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巨额投入可以解决。从我的接触来看，许多地方政府的希望和顾虑都在于此：在对外宣传上，如果“露丑”，有机会争取更大的支持，毕竟贫困地区能够投入的资金极为有限；但也可能被人误认为“不作为”，“这么多年了，什么也没有做”的压力确实非常大。

        因此，在“解救”童工、质疑当地“不作为”的同时，社会各界是否可以站在整个国家的视角观照这些现象，提出更具建设性的意见，拿出更有利于改善这些地区教育、文化、生活的措施？这才可能从根本上把童工“解救”出来。否则，女孩“不要让我上电视”的恳求，只会给我们的“解救”行为打上一个心酸的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