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基层和中产分享经济发展好处

中秋节从媒体报道得知，加大拿菲沙研究所再度评选香港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香港在五大指标中的“政府规模”“监管”及“国际贸易自由”方面继续居于前列，得分更是过去五年最高。换言之，香港政府在发展市场经济中的表现是极其出色的，因为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一定是与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相联系的。但是，我们切不可盲目乐观，今天摆正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等于今后关系就一直摆正了，政府一旦不小心或不自觉地出现“越位”“缺位”“错位”，那就可能丢失第一位的位置。

用好市场和政府“两只手”

为了确保香港实践市场经济一路走好，更有自觉性，就要谦虚好学，学然而知不足。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修改为起决定性作用，虽然只有两字之差，但对市场作用是一个全新的定位。“决定性作用”和“基础性作用”这两个定位是前后衔接、继承发展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笔者认为，这个新定位，市场和政府“两只手”都要用好，首先要特区政府和特首弄懂弄通，一切治港者包括“立法会”全体议员也必须学明白、知其所以然，否则你凭什么去向政府出“好的市场经济”点子，怎么样有理有据地监督政府呢？立法者莫名其妙，执法者一窍不通，香港能保得住“最自由经济体”吗？能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吗？试想，市场经济搞不好，社会和谐搞不好，港人都喝西北风，议员们每月优厚的俸禄能从天上掉下来？　　　　　　 

颇有意思的是，特首梁振英在笔者读到那鼓舞人心的新闻报道后不久，当日就电邮来篇言简意赅的网志，他也对“显示国际社会对香港经济自由度的肯定”十分欣喜，欣喜之馀他在想什么呢？“没有经济发展，就不可能改善民生。除了发展，我们亦要关注成果的分配，让我们的基层和中产市民可以分享到经济发展的好处。”　　　　　　 

这使笔者油然想起了五一前夕读到几则不好的消息，涉及到“中产市民”面临的压力，反映社会“夹心阶层”存在的困境确确实实！《港屋租“高水准”，中产最惨》《62%中产死顶压力濒爆煲》……须知香港早前成为亚洲“四小龙”，社会已由高收入者很少、低收入者很多的“金字塔形”，蜕变为中等收入为主体、高低收入者占少数的“橄榄形”。照理说，中产阶层崛起，成了中产社会，相对来说社会就会稳定和谐。但本港一小撮反中乱港分子搞“占中”；刚刚结束的新一届“立法会”选举，不甘失败的一小撮人又搞“雷动计划”。建制派议席依然保持着关键多数，也证明了香港社会以中产市民为主体呈“橄榄形”的社会结构，是相对稳定难以作乱变天的。

中产是“核心民意”

但是，也不能粗心大意。本港中产尊法制、贡献大、纳税多，又是“沉默的大多数”，但就可对其不理不睬、不闻不问吗？正是由于回归后对中产这个占多数的阶层没有做好工作、没有耐心沟通、没有积极团结，所以选举的“六四定律”老是破不了。金融风暴后出现“负资产”，互联网兴起，传统媒体人呈现“歇业潮”，诸如此类的影响中产生计的问题，政府并没有急其所急的政策倾斜。那么，他们怎会积极拥护特区政府以法施政，点赞特首呢！　　　　 

梁振英的网志，如今传递来了一个悦耳动听的声音。他破天荒地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具体落实到关注经济成果的分配上来，十分明确地说“让我们的基层和中产市民可以分享到经济发展的好处”。这里要强调一下，不要将中产社会里的中等收入者标签为什么“中间派”或“中间力量”，他们其实是最真实的“核心主体”，他们所代表的意见和愿望是“主体民意”。因此，切实关心、关注、关怀好这个主体民意，不论是发展经济、促进社会和谐，还是发扬民主、以法施政，都会得到更有力、更实在的保证。

处理好两头尖、中间大的榄橄型社会的分配共用问题，习近平主席也谈及需要用好“两只手”。他说，“不能离开生产力水准开空头支票，盲目吊高胃口……效率和公平有分工的不同，实现途径也有所不同。初次分配应当注重效率，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二次分配应注意公平，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值得香港深思。（香港沪港文化交流协会创会会长姚荣铨、秘书长姚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