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安倍访问珍珠港暴露了日本野蛮世界观

一般而言，曾经的侵略国领导人访问战争爆发地，理应怀着愧疚的情绪，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此前的记者会上，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强调，首相的珍珠港之访只是告慰亡灵而不是前去致歉。随后，安倍本人的表态也着重申明此点。

东京审判结束以来，日本政界一直坚持当初的反动立场，通过鼓吹“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修改历史教科书等伎俩，竭力美化侵略行为，推卸战争责任。进入新世纪后，日本社会加速了右倾化进程，历史修正主义大行其道。当权者在靖国神社、慰安妇等敏感问题上屡次无视、践踏东亚人民感情，对受害国要求其正视历史问题进行道歉的正当诉求置若罔闻。

著名日本问题学者本尼迪克特指出，日本对人际关系以及人与国家的关系所抱的整个观念都是建立在对等级制度的依赖之上的。“等级观念”在日本社会意识中根深蒂固，有着极端的矛盾性，具体表现为对强者的绝对驯服，心甘情愿任其欺压与凌辱；反之，对于弱者则异常凶狠残暴，享有绝对支配权。这种极端性远超“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文化心理成为构筑日本人世界观的基石，亦延伸至国家的外交活动中。

在战争中，日本“等级观念”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屠夫们的眼中，手无寸铁的俘虏和平民是可以宰割的弱者，并不需要因为滥杀无辜而向死者道歉或忏悔。同时，在日本社会，“羞耻文化”与“等级观念”结合得十分紧密，日本人将自我和其他人都看成是组织和国家的附属品，他们只会在个人言行、态度与集体中的其他成员不能保持一致时才会产生羞耻感。这种异化的羞耻观孵化出日本人怪异的执念：即使罪恶滔天，只要不被其他人获悉或排斥，就会心安理得而毫无精神压力。

此外，日本国教——神道教认为并不存在“末日审判”，它所宣扬的“人死后生前的罪恶会自动消除，灵魂将超脱成为神灵”的观念深入人心，这使得制约杀戮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崩溃，直接加重了侵略者们对生命的漠视。

在了解日本畸形的观念后，理解其种种怪异行为就变得容易了。很多日本人认为当年日军的罪恶行为是对“弱者”实施的，他们拥有随意处置的“权利”。同时，在“耻辱文化”的作用下，日本人更看重国内舆论对自己右倾态度的认可，而国际谴责根本微不足道。此外，挖空心思美化战争的行径暗合“羞耻观”所派生的“别人不知，自己便可脱罪”的掩耳盗铃式心态，这纯属自欺欺人之举。

在强者面前，日本人却是另一幅面孔。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仅率领四艘军舰就轻易打开日本国门，在没有遭遇任何反抗的情况下迫使日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1939年前后，“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战役”让日本见识到苏联的强大，直接毁灭了其“北进战略”的幻想。二战后期，苏军用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横扫关东军，给日本人留下了“深刻记忆”。自上任以来，安倍频频向俄罗斯领导人示好，在领土争端上表现得唯唯诺诺，甚至被媒体拍到“一路小跑”和“抛媚眼”等谄媚举动。除了首相，在普通士兵身上同样可看到“强者膜拜”心理作祟。《拉贝日记》记载了以下情节：“我把‘卐字’袖章举到他的眼前，这时他便迅速放下了手枪”“大多数情况下，我只需要喊一声‘德意志’和‘希特勒’，他们就会立即变得彬彬有礼”。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人所畏惧的“强国”似乎只限于将其暴揍过的国家。

然而，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日本奴性十足，因为他们在“恪守”“驯服原则”的同时也会暗暗蓄积实力。从佩里强开国门时的恭顺到偷袭珍珠港时的决绝，从对中国唐代的崇拜再到对近代中国的恣意欺凌，日本从不甘拜下风，一有机会便要疯狂反扑、制造事端。

二战结束以来，日本一心谋求所谓的大国地位，公然破坏战后国际秩序，修改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这些举动已经让世界深感不安，倘若日本继续无视他国感受，冥顽不灵地遵照其野蛮世界观行事，必将自绝于世界，“大国梦”亦终成黄粱美梦。（孙洋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