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派员赴山东调查“辱母杀人案”

辱母杀人案发生地山东源大工贸公司。网络图片

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由苏银霞创办，因资金困难，2014年至2015年，她分两次向吴学占借款100万元和35万元（人民币，下同，约合港元113万及39万），约定月利息10%。至2016年4月，苏已还款184万元（约合208万港元），并以价值70万（约合79万港元）物业抵债，但还剩17万欠款无法偿还。2016年4月14日，吴学占的手下杜志浩等11人上门讨债，他们强行把苏银霞和儿子于欢带到公司一楼的接待室，在屋里杜志浩说一些难听的话侮辱她和儿子于欢，还脱掉裤子露出下体对着苏银霞进行侮辱，之后于欢拿出一把水果刀乱刺，导致4人受伤，其中杜志浩失血过多死亡。

警到场未制止讨债人

值得注意的是，血案发生前，当地警方曾赶到“讨债”现场，但只对讨债人提出“要帐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的要求后离开。

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官方微信通报，2017年2月17日，于欢故意伤害案由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杜洪章（死者亲属）等和被告人于欢不服一审判决，分别提出上诉。

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起广泛关注。于欢的行为属于故意伤害还是正当防卫，成为本案最大争议。法院的解释是，虽然当时于欢人身自由受限，但对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及其母的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

但有学者认为，法院既然认定于欢的人身自由受到非法限制，已属“非法拘禁”的违法犯罪行为，在这整个期间都属于“不法侵害正在进行”。这相当于承认了正当防卫的前提是存在的。

人民日报海外版公号更指，在传统的情理社会，精神侮辱带来的“防卫的紧迫性”不亚于生命健康权。如果司法实践中，将“防卫的紧迫性”标准定义过高的话，很容易消解公民对抗违法行为的勇气，这与正当防卫的立法初衷背道而驰。

讨债团伙涉黑已法办

据了解，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3月24日受理上诉案。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已派员赴山东阅卷并听取汇报，正对案件事实、证据进行全面审查。对于欢的行为是属于正当防卫、防卫过当还是故意伤害，将依法予以审查认定；对警察在此案执法过程中存在失职渎职行为，将依法调查处理。

另据了解，至2016年8月，山东聊城警方公布捣破“吴学占恶黑势力团伙”，查清其涉黑罪行。（综合中新社、南方周末、凤凰网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