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与“两制”的辩证

        12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会见来北京述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

        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来京述职的香港特首梁振英时说，近年来，香港“一国两制”实践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新情况，当指人们没有预料到的发展状况。香港近年最大的意外事件，非“占中”和政改争议莫属。中央在香港推进特首普选，是依照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没想到香港反对派和一部分人并不买账，投了否决票。

        香港政改中，最核心的争议之一是反对派认为中央不应管政改。表面上看，政改是方法之争，是特首普选依照基本法规定的“提名委员会”提名，还是用反对派所主张的“公民提名”方式。实质上，政改是管治权之争，是特区应该按“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来治理，还是由亲西方势力管理的问题。

        “一国两制”是一个辩证的概念，“一国”是“两制”的前提。“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意味着香港可以自行管理绝大部分内部事务，中央不会也没必要插手，但绝不意味着中央对香港没有了管治权。

        香港作为中国一个地方，无权自行确定自己的政治制度，也包括无权确定政治制度的修改，而这个最后的决定权，在于中央，这是基本法决定的，是单一制国家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决定的，是香港在中国宪政体制下的法律地位决定的。

        而香港社会近些年出现了一种倾向：一味强调“两制”，却忽略甚至抵制“一国”。正是因为部分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一国”，忽略基本法的权威，忽略中央的管治权，才会“理直气壮”地发动无谓抗争，乃至毫无必要地牺牲了本可在2017年实现的特首普选。

        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出现偏差，导致香港部分人对中央、对内地抱有误解和成见，落入“为反而反”的怪圈。举例来说，比较远的有十几年前的庄丰源案，全国人大建议香港法院不要开先例让内地产妇赴港所生子女拥有香港籍，但香港舆论强烈反弹，认为这是中央政府试图操纵香港法律，香港高等法院于是裁定产妇要求合法。10多年后，香港社会终于发现人大的建议完全正确，香港高等法院只好修改司法解释，不再允许赴港产妇的新生儿获得特区居民身份。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比较近的例子，除了政改之外，还有目前香港社会正在吵的高铁问题。连通香港和内地的高铁，是香港极具战略价值的跨境运输基建项目，可以强化香港作为国家南大门的枢纽地位，目前已经完工了75%，花了几百亿港元，可香港竟然有人主张让它“烂尾”，还有人则为“一地两检”还是“两地两检”的问题争论不休。

        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比如香港政府要开发新界，好为社会增加住宅，但政治势力抹黑这是要建“深圳后花园”、“富豪双非城”。比如内地居民赴港旅游，给香港带去真金白银，一些小小的文化冲突或香港旅游资源不足的问题，本可通过正当途径解决，部分人却发动“驱蝗”、“鸠呜”等极端行动，滋扰驱赶内地游客，以致香港零售业从去年开始陷入十年不遇的寒冬。

        政改对香港来说是一个挫折，但未尝全是坏事。经此一役，香港社会对基本法和“一国两制”有了相对深入的了解。在不久前的香港区议会选举中，一些极端反对派候选人尝到了票债票偿的苦果，某种程度说明“占中”成了反对派的负资产。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无论从政治政策还是经济规律的角度看，香港的发展都离不开中央和内地的支持，离不开两地的合作互补。如果香港一部分人抵制“一国”，并且通过政治和民粹的操弄影响到了香港，无疑会对香港的发展造成深远伤害。这种情况，中央决不能允许。

        所以习近平会见梁振英时说， 中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两点。一是坚定不移，不会变、不动摇。二是全面准确，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走样、不变形，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不会变、不动摇，指中央对港的政策不会变，给香港的支持不会变，如《十三五规划建议》所提出的，国家将“提升港澳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功能”。不走样，不变形，就是要回到“一国两制”的设计原意，在“一国”前提下执行好“两制”。这是国家大义所在，也是香港的根本利益所在。（文/黑白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