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里的中国力量 参与全球治理

        金秋九月，成立70周年的联合国即将迎来系列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首次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上演讲，为世界诠释新的发展理念。自1971 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来，中国一直是联合国各项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秉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在维护国际和平、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等各个领域以及联合国各个机构的运作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联合国感受中国崛起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邓媛 发自北京 9月26日至28日，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

        “我热烈地欢迎习主席来联合国参加发展峰会以及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上演讲。他将首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的身份前来联合国，世界各国领导人和其他与会者都希望目睹他的风采。”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接受采访时说道。

        “届时，估计联合国的会议大厅又将挤满听众。”9月23日，接受《国际先驱导报》电话采访时，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金永健笑着说。

        这并非是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第一次受到明星般的关注。不过，站在联合国成立70年后的发展新起点上，中国领导人受到的瞩目背后，是中国在联合国影响力的显著提升以及对联合国事务的深度参与。这样的角色和作用，经历了过去40多年里的转变、探索与积累。

        从不参加投票到“弃权大使”

        作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却是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

        在冷战格局的初期，新中国外交在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下奉行“一边倒”，以及“反两霸”，中国多以批判性的声音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实际上置身于国际制度之外。

        1971年，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新中国成立20多年后，终于回到了联合国。

        据中国联合国协会常务理事钱文荣介绍，“1971年，中国政府代表团刚进入联合国时，虽然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空前的热烈欢迎，但由于对联合国事务很不熟悉，毛主席在接见即将前往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时，嘱咐他们要多听、多学习。因此，那时对联合国讨论的很多问题，中国代表发言不多，即使发言也主要是讲一些原则和基本主张；对于一些中国不同意或不太了解的议题，在表决时常常就采取不参加投票的表达方式，这是联合国议事规则上没有的。”

        “除了对联合国事务不够熟悉外，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中国国内的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百废待兴，联合国问题还没有提到中国外交的重要议程上。”外交学院副院长、联合国问题研究专家郑启荣解释说，彼时虽然中国已经陆续加入联合国各个机构，但对联合国事务的参与仍然停留在表面阶段，“对重大问题上表态多、意识形态色彩较浓”。

        据郑启荣介绍，1985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开展多边外交后，中国在联合国外交的能力才开始显著增强。“同时，经过了10多年的观察、参与，中国也发现，联合国确实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不能觉得联合国只是个‘放空炮’、被超级大国利用的工具。”

        中国此后开始注重在联合国“多发声”。不过，因为一段时间里中国投弃权票相对较多，有的西方媒体便挖苦地称中国大使为“弃权大使”。“其实弃权的背后，中国都是有深思熟虑的外交考量的。”郑启荣说道。

         前联合国副秘书长金永健证实了这一说法。他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一次联合国安理会讨论韩国飞机在前苏联境内被误击一事。当时美苏两国相互指责，虽然中方也参与协商，但考虑到不想卷入“两霸”之间的争斗，因此中国在表决时投下了弃权票。

        “中国都是根据是非曲直，慎重投票的。”金永健说。

        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都开始重视中国角色

        郑启荣认为，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是中国参与联合国事务的第三阶段。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上升，中国逐步将自己定位为负责任的大国，更加重视联合国的作用，开始了全方位参与联合国。

        中国从1990年开始向联合国派出维和人员，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于1992年3月正式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随后又相继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主动接受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战略武器的限制。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积极参加了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谈判，先后主持了6轮六方会谈，为维护半岛稳定和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做出积极贡献。中国也积极参加了长达12年的伊朗核问题谈判，发挥着建设性作用，为促成最终全面协议作出了独特的贡献。”钱文荣说。他曾于1978年被派驻纽约担任新华社联合国分社记者，后来又曾两次赴联合国工作，直到1992年初回国，他亲眼目睹了中国在联合国地位的变化过程。

        中国在联合国的外交根据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与中国一贯倡导的外交原则一致，包括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注重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等。金永健介绍说，联合国里有一个“77＋1”模式。其中“77”指77国集团，泛指发展中国家，“1”便指中国。

        他说，从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以来，在很多重大问题上，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愿意提前听取中国代表团的看法，先提前和中国代表团协商。“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日益深入、广泛参与联合国事务后，一些发达国家也来经常找中国协商。”

        文山会海与“悄悄话”

        会场之外的协商在联合国被称为“走廊外交”和“悄悄话”。“这是非常普遍的情况。”郑启荣介绍说，“走廊外交”或者“悄悄话”一般是不便在公开场合谈论或者在公开场合商谈遇到障碍后，采用迂回手段来商议、谈判、斡旋，从而达成一致的方式。但他强调，联合国的大多数商谈、讨论都还是在公开会议上的。

        中国前驻联合国大使李肇星在他的首部外事回忆录《说不尽的外交》中讲述了一个小故事：我们利用在联合国事务中美国有求于中国的一面比较明显的特点，巧妙运筹，推动美国在我关切的问题上表现好点儿。1994年，美国想推动安理会，授权向海地派遣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有一天，美常驻联合国代表奥尔布赖特找到我说，美重视中国在安理会的作用以及在海地问题上的立场，希望中国支持美有关解决海地问题的设想。为了打动我，她主动谈及台湾问题，表示美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有些会员国鼓噪台“重返”联合国。奥尔布赖特大使的话不无做交易的味道，但我还是给予积极回应，因为在海地问题上我们恰好持相似立场。

        李肇星还记得，“我任职的1994年安理会共举行了165次正式会议，每次正式会议事先要举行多次非正式会议，磋商文件。为了准备这165次会议，安理会举行了273次非正式磋商。为了这273次非正式磋商，5 个常任理事国举行了至少270多次五常之间的磋商……安理会在这一年总共通过了77 项决议、82份主席声明……”，这从一个侧面，既反映了联合国管理国际事务的广泛性，也说明了中国外交人员深入参与联合国事务的忙碌。

        推动联合国新发展

        截至今年，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已进入第25个年头。中国维和队伍由最初的5名军事观察员拓展到如今的2720名军事维和人员，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兵力最多的国家。迄今，中国先后参加了24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目前仍在执行的维和行动有9项。

        钱文荣表示，中国维和部队用行动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热爱和平、积极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与安全事务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中国维和人员纪律严明，始终保持“零违纪、零遣返”纪录，也享誉联合国内外，成为联合国维和部队中的楷模。对此，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曾评价道：“我对中国维和人员所做的工作感到非常自豪，正是他们让我们这个世界变得和平、安全和自由。”

        除了参加维和行动，中国还于2008年12月向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派出了第一批海军护航编队，参与打击索马里海盗。迄今，中国共派出21个护航编队，各类军舰60艘次，直升机44架，特战队员1700余名，官兵17500余名。中国海军维护国际航行的安全和自由的做法也受到了世界赞誉。

        此外，在国际热点问题的讨论和表决过程中，也总能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外交官的身影。国际问题研究学者方长平在评价新时期的中国在联合国的角色时表示，中国越来越多地从全球视野来看待联合国的作用。这既是中国实力增强、国际地位提高的必然选择，也有中国对联合国认知变化的主观考量。

        根据9月21日发布的《中国关于联合国成立70周年的立场文件》，中国将与联合国在今年9月联合国系列峰会期间共同举办南南合作圆桌会，推动各方在2015年后发展议程框架下进一步提升南南合作的成效；中国还将于今年9月在联合国总部联合举办全球妇女峰会。

        “无疑，这些活动将为实现人类共同繁荣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联合国问题研究专家李铁城总结道。

        中国为联合国发展贡献四大理念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 钱文荣 发自北京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以来，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维护国际和平、促进经济发展、裁军、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以及联合国各个机构的运作方面，中国都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独特主张和建议。但是，中国对联合国事业最大的贡献，应首推中国国家领导人在思想理念方面的贡献。每个国际形势发展的关键时刻，中国国家领导人都提出了具有战略远见的思想理念，为联合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推动了联合国的发展。

         “三个世界”：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联合国地位与作用

        1970年毛泽东主席在会见来华访问的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第一次使用了“第三世界”一词(即现在所说的“发展中国家”)，初步形成了“三个世界”的理念。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通过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第2758号决议后，毛主席再次使用了“第三世界”一词。他说，中国进入联合国是“第三世界”抬着轿子请进去的，并指示中国代表团到联大的第一次演说要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志气，灭超级大国的威风；要声明中国反对任何大国的干涉、侵略控制和欺负；要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

        同年11月15日，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上长达45分钟的发言中，带给世界的就是毛主席“三个世界”思想。随后，1974年2月，毛主席再次会见赞比亚卡翁达总统时完整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两个月后，时任中国政府副总理的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进一步全面阐述了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他指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具有相似的苦难经历，面临共同的问题和任务，把坚决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而斗争看作是自己神圣的国际义务。

        毛主席“三个世界”理论极大地长了发展中国家的志气，壮了它们的胆，给它们增添了在联合国内为争取合法权益、反对强权而斗争的勇气，有力地鼓舞了当年在联合国内外如火如荼的反霸斗争。

         “国际新秩序观”：推动建立公正公平、平等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国际新秩序观”的提出分为两个阶段。在1974年4月9日至5月2日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邓小平在详述毛主席“三个世界”理论的同时，全面申述了中国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他指出:建立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基础上的旧秩序“使得贫国愈贫，富国愈富，贫国与富国的差距越来越大”，因而成为“发展中国家解放与进步的最大障碍”。他就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问题提出了六项具体主张: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当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国际经济事务应当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而不应有少数国家垄断；发展中国家人民有权自行选择和决定他们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国际贸易应当建立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基础上；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应当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不附带任何政治、军事条件；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必须实用、有效、廉价、方便。

        邓小平的发言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赞同。最后这六项主张全部被大会采纳，写进了大会最后通过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中，成为该文件的主体内容，为这次大会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

        至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从东欧剧变到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瓦解，世界处在新旧格局交替的转折关头。1988年12月，邓小平在接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提出不但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还应考虑国际政治新秩序。他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钱其琛副总理于1990年9月在第45届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中全面系统地阐明了邓小平关于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理念。3天之后，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即老布什)也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他的建立“世界新秩序”主张，强调这个“世界新秩序”只能也必须由美国“领导”。他说，在这一点上美国“决不退让”。联合国内就这样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新秩序观”。

        第二年，第46届联大在一般性辩论中展开了一场以“世界新秩序”为主题的激烈辩论。多数西方国家的代表支持布什的“世界新秩序”观，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支持邓小平的“国际新秩序”观，并尖锐批驳了布什的主张。例如，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指出“，国际新秩序决不能建立在霸权统治的基础上”，不应由在最近世界剧变中“任何特定的受益者”把它强加给这个世界。发展中国家代表强烈呼吁建立一个公正、平等和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这表明邓小平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在联合国内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主张，为建立一个公正、公平、平等和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和谐世界”：指明新世纪世界发展的崇高目标

        2005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纪念联合国成立60周年的首脑会议上向全世界提出了“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理念和远景，并阐明了构建和谐世界的基本内涵。他指出，建设和谐世界必须做到:第一，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第二，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第三，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第四，坚持积极稳妥方针，推进联合国改革。

        胡锦涛的“和谐世界”理念是在新世纪对毛主席“三个世界”理论和邓小平“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全面地适应新世纪国际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趋势和需要，展示了中国特色的新世界观体系的构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基础，而构建和谐世界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崇高目标。

        “和谐世界”理念和主张一经提出，立即在联合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2010年在北京出席中共中央党校举办的“全球治理与和谐社会”研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和谐世界”的理念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和精神是一致的。它同联合国呼吁“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解决全球性挑战，为了集体的和平与安全共同努力这一愿景，有许多共同之处”。他说:“真正的和平取决于国家之间和地区之间的相互理解，取决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决于对人权的尊重。这也是‘和谐世界’存在的基础。”这些年来，潘基文秘书长在他的许多讲话中都反复使用了“和谐”、“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这些词汇。2010年10月，第65届联大还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每年2月第一个星期为世界不同信仰间的“和谐周”，并决定设立“世界不同信仰和谐周”，以增强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谐合作。

         “新型国际关系”：提出实现和平与发展目标的现实途径

        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习近平主席2013年3月下旬首次出访俄罗斯期间提出的。习近平主席说: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朝和平与发展的目标迈进，而合作共赢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现实途径。两年多来，习近平主席已在多个国际会议上阐明了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理念。相信他在即将参加联合国举行的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的大会上会进一步阐明这个思想理念。

        70年前，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硝烟中，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共同创建了联合国，并建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70年来，联合国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权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如今的世界仍很不太平，根本原因是《联合国宪章》没有得到充分执行，时常遭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干扰和破坏。现在还有一些国家和势力固守冷战思维，迷信零和博弈，否认历史真相，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要求背道而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更好地恪守各国对《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的承诺，需要国际社会共同思考。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年2月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上说: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回答了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这个问题。他还强调，习主席创导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大国关系，核心是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维护不干涉内政和尊重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对世界和平承担的首要责任，开展对话和合作，而不是对抗；实现双赢和共赢，而不是单赢。

        “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与那种主张由某个超级大国主宰国际事务，或以所谓的“普世价值观”把一种自诩为“先进”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来一统天下的霸权理念，是截然不同的。它深刻揭示了当今世界国际关系发展的规律和特征，为人类社会把握、描述和解释发展变化中的世界图景提供了一个崭新新视角，为世界文明发展探索了新道路新方向。正如王毅部长所指出的那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理念，既是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继承和弘扬，也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和创新，必将对未来国际关系发展产生重要和深远的影响。习近平主席今年9月出席联合国举行的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时将进一步阐明这个理念。相信它将成为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共同理念。（作者系中国联合国协会常务理事、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西方把持重要部门，中国职员仅占百分之一

         “西强我弱”的联合国权力格局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顾震球 发自联合国近年来，中国人在联合国系统中担任高级别职员的人数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这也成为中国在联合国发挥影响力的一个侧面。

        如2006年，香港前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当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开华人主政国际组织先河”；2013年，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7届大会主席——该组织历史上首次由中国代表当选大会主席，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当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第二年，国际电信联盟副秘书长赵厚麟担任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

        联合国的中国高管们通过自己的具体工作，为促进世界和平、国际合作和全球发展以及提高联合国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贡献了中国智慧。同时，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哲学思想和文化传统，也通过他们执掌有关联合国机构，对联合国处理国际事务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不过，担任联合国高级别职员的中国人数虽然增加，但中国人在联合国系统任职的总体人数仍然较少，中国籍职员在联合国系统高级管理层中的代表性明显不足，这与中国当前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不相称，与中国作为会费缴纳大国的地位以及对联合国的贡献也不相称。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在联合国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制约因素之一。

        中国职员数仅占1.09%

        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中国政府随即告知联合国，原先在联合国工作的中国人仍可继续留在那里工作。随后，中国自己开始陆续向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派遣国际职员。

        但这40多年来，与其他国家相比，在联合国工作的中国籍人员总数仍然偏少。据前不久刚刚离任的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联合国工作组原组长何易参赞介绍，当前中国在联合国系统的总人数为450人，仅占联合国人员总数的1.09%。按照联合国适当员额幅度计算，中国应该有专业类人员136人，而目前只有74人，中国现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有240多人，但低级别和从事语言翻译等辅助工作的人员占绝大多数，其中笔译、口译和打字等人员就占了一半以上，真正在政治、安全、经济等关键部门工作并担任高职的中国人并不多，而D1(司长级)以上的高级别人员仅有10人，其中包括一名副秘书长(吴红波)和一名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的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徐浩良)。

        根据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2013年8月向联合国大会提交有关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人员统计数据的报告，中国属于“任职人数偏低”的32个国家之一，与巴西、乍得、利比亚、卢森堡、波兰、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南苏丹、委内瑞拉等国家属于同一类别。中国任职人数不光低于人才输出大国印度和巴基斯坦，也明显少于日本。

        影响中国职员晋升高级职位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首先，语言对中国职员而言是一个先天的挑战。英语和法语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虽然近些年中国职员的外语水平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比起那些母语就是英语或法语的西方人还有明显差距，甚至比起从小就接受英语教育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人也有不小的距离。目前的尴尬状况是，有些人外语不错，但专业不行，而有专业水平的人外语又不一定行。

        其次，中国职员在进入联合国工作之前普遍缺乏联合国的相关工作经验。许多西方职员在正式进入联合国工作以前，就曾经在联合国实习或短期工作过，对所从事的工作非常熟悉，而中国职员则往往要从头开始。此外，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职员的发展，很多中国职员对联合国的西方文官制度不适应，难以适应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官场文化。

        西方把持重要部门有历史原因

        联合国重要部门长期由西方国家把持，中国在联合国许多决策部门和关键岗位仍然缺乏工作人员，这是中国当前在联合国系统中人员分布的主要特点。在联合国总部的职能部门中，西方国家牢牢把控着政治部、法律部、维和部、人力资源管理厅等重要决策机构。长期以来，美国人主管政治部、法国人主管维和部，英国人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已经形成一定的格局，其他国家难以置喙。相形之下，中国一直是安理会五常中唯一任职人数偏低的国家。根据潘基文2013年的统计数据报告，目前在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俄罗斯和美国属于“在幅度内”的国家，而英国和法国则位于“任职人数偏高”的国家之列。

        何易参赞介绍说，美国任职人员数虽然“在幅度内”，但其高级别工作人员的比例高，而且都是在政治部、法律部以及人力资源管理厅等核心部门、关键岗位上的决策人物。英法国家人员具有很强的语言优势，考试能力强，这些国家在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处级人员较少，高级别人员较多。相比之下，中国在这些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重要部门和关键岗位中却没有高级别人员。

        西方国家把持联合国重要部门是历史形成的。建立联合国的设想由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联合国成立之初的工作语言只是英语和法语。由于联合国成立之初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联合国内的指导思想和议事规则基本上按照西方制定的游戏规则进行，客观上为西方国家掌控联合国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美国作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和东道国，对联合国采取实用主义政策，长期利用和操纵联合国为其全球霸权利益服务，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

        西方把持联合国重要部门也是西方国家坚持的结果。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对联合国定岗、定人进行培养，国内国外一盘棋，对联合国关键岗位志在必得。在高级别联合国官员的政治任命中，关键是本国政府的推荐，联合国秘书长的认可多是走走形式而已。从理论上说，秘书长是联合国秘书处的首席执行官，是人事任命的最高权威，真实情况则不尽然。虽然联合国规定联合国秘书长不能从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产生，但秘书长的权力严重受制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在职务和权力分配问题上，秘书长既要避免触及某些大国的利益，又需要顾及政治平衡。通常情况下，联合国秘书处下面主管政治、维和、人事、财务、法律、新闻等事务的重要部门往往由西方大国举荐的副秘书长(有时也会有变化)分管。

         “西强我弱”格局或将长期存在

        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和大调整之中，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国际社会呼唤新的更加有效的多边主义需要联合国更加有效地发挥核心作用。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正在作为当代国际秩序的参与者、维护者和改革者在联合国发挥积极的作用。近年来，通过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联合国有关部门的严格考试，从中国国内选拔到联合国任职的专门人才正在逐步增加。

        虽然当前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会员国总数中占绝大多数，新兴大国正在集体崛起，冲击和改变着当今世界，但由于历史原因，这个世界仍然向西方倾斜:西方国家仍然在联合国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西方势力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在联合国继续把持着议题设置权和话语权。鉴于联合国改革举步维艰，以及囿于以西方为主导的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因此，联合国权力格局中的“西强我弱”现象将长期存在。

        维护原则，勇于“说不”——中国该怎样在联合国内发挥更大作用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 钱文荣 发自北京美国《纽约时报》2006年发表了一篇采访时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王光亚的长篇文章，文章题目是“The World According to China”(《世界在按照中国的意愿行事》)。虽然这篇文章过分夸大了中国的作用，但却说明，今天中国在联合国的影响力确实不断增强和扩大。与40多年前相比，今天中国的多边外交特别是联合国外交，无论是在思想理念上，还是在多边外交能力上都已趋成熟，今非昔比了。

        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对中国外交提出了新指导，他指出:“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为此他强调，“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要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于联合国的外交舞台“，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如何更好地发挥中国在联合国的作用和影响?

        参与全球治理不能放弃不干涉内政原则

        事实上，今天联合国面临的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远比联合国成立时复杂得多，远远超出了联合国创始人的预见。联合国不仅要应对种种新旧挑战和问题，更必须在构建新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中担负中心作用，它的工作战略重点正在转移到主导全球政治、安全和经济体制的治理方面。因此，中国的联合国外交同样也应该把重点放在积极参与全球政治、安全和经济金融体制的治理方面。为此，笔者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在理念上，中国不能仅仅把联合国看作多边外交的舞台，应该与时俱进，把联合国作为塑造全球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和制定全球国际制度、国际规则的主要阵地。

        第二，在政治领域，在继续坚决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特别是坚持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的同时，在联合国内要大力倡导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关系民主化。

        第三，在安全领域，要在联合国内大力推动习近平主席倡导的“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新安全观的实施，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西方干涉他国内政。

        第四，在经济金融领域，要大力推进经济和金融体制的改革。如今美国长期把持和垄断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的局面必须逐步改变;美元霸权的局面也必须打破。

        第五，在思想文化领域内，要大力倡导文明多样性，秉持“多彩、平等、包容”的文明化，坚决反对把一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特别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形形色色的颜色革命。

        第六，在联合国改革方面，要积极引导联合国把改革的重点转到发展领域和全球治理上，把安理会改革作为全球治理中的一个问题，而不是联合国改革的全部。

        其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中国要敢于反对任何违反和破坏《联合国宪章》、“新型国际关系”的言行，并与之作斗争。近年来，在西方舆论的影响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下，中国国内也有一些人公然主张修改乃至放弃不干涉内政原则。这是极端错误的。一旦中国放弃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中国将失去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发展中国家今天之所以欢迎中国的援助和愿意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并非因为中国援助多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援助，也并非因为中国的技术水平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事实上，在这两方面中国都不如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欢迎中国的最根本原因，是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和经济合作都是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一贯执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同时，一旦中国放弃不干涉内政原则，中国的国家主权和核心利益将更易被美国等西方国家侵蚀。要知道，即使天天反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美国也在联合国大会上明确宣布，美国的主权是一丝一毫不能受到侵犯的。这，就是当今世界的现实。

        提高参与国际组织的领导和运作能力

        要更好地发挥中国在联合国的作用，还应在以下三个方面多下工夫：

        一是理念创新。理念(包括指导思想)和制度创新关系着国际组织的发展方向，进而影响国际秩序的走向。中国进入联合国以来已先后三次提出了重要理念，习近平主席访美即将阐述“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详见本报第9版)。今后，中国还要继续根据国际格局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时代的需要，提出新的全球治理理念。

        二是制度创新。包括对现行国际组织的革新和创建新的国际组织。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和国家利益的不断向外扩展，美国副总统最近在中美第七次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开幕式讲话中也不得不表示“欢迎中国参与制定规则”，这与今年年初美国总统奥巴马所谓“规则只能由美国来制定，不能由中国来制定”的说法，形成鲜明对照。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在国际组织的制度创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做得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在各具体领域的具体规则和制度的创新方面，中美差距还很大。制度和规则的制定涉及相关领域的发展方向，也关系到能否在相关领域内获得主导权。中国一向善于提出原则和概念，但还缺乏制定具体规则和制度所需要的专业知识。

        三是中国应大力提高参与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领导和运作的能力:成员国在国际机制中的作用和地位还体现在参与国际组织的深度、规则制定和议程、议题的设定等方面，它是推行和贯彻创新理念和机制的组织保证和制度保证。尽管近十多年来，中国在这方面也有了很大进步和提高，但与其他大国甚至与一些中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仍有明显不足和较大差距。如在联合国内，中国参与的人数明显不足等，这都与中国缺乏具有世界水平的参与国际组织领导人才和制度规则创新人才密切相关。

        因此，中国需要大力加强国际人才的培养，开设传授国际组织和联合国专业知识的学校，在由本校老师讲授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的同时，更多地聘请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工作过的外交官、国际公务员等讲授实际问题。联合国今天处理的问题不仅涉及政治安全，还涉及经济和各种科技专业，如气候变化、核武器、化学武器、网络安全、太空安全等，若没有这些领域的知识，中国要参与规则制定是极其困难的。在美国的大学里，在国际组织或联合国的教学过程中经常开设各种专业知识讲座。这些都是值得中国借鉴的。（作者系中国联合国协会常务理事、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勿忘那些抬我们进联合国的朋友”——在联合国感受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王雷 发自北京 2012年年初，记者第一天抵达纽约联合国总部时，便被分社同事引见给其它国家常驻联合国的记者。他们中，很多人来自发展中国家。一位分社老同事叮嘱道，要和这些外国媒体、尤其是与发展中国家的记者搞好关系“，毛主席说过，咱们中国可是被广大发展中国家‘抬进’联合国的”。

        这其实不是一句玩笑话。在亲历过三届联合国大会和数百次安理会会议后，记者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不光是媒体记者之间，作为国家实体，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这个世界上最具普遍性的国际组织中也是朋友和伙伴，延续着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深厚友谊。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始终互相扶持

        自1971年新中国重返联合国并成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唯一一个发展中国家以来，中国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合理要求、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事例不胜枚举。其中最突出的，首推1981年选举联合国新秘书长事宜。当时，中国坚持支持发展中国家竞选联合国秘书长，与美国对峙，连续16次使用否决权，最后迫使已经担任了两届秘书长的奥地利人瓦尔德海姆宣布退选，来自发展中国家秘鲁的外长德奎利亚尔出任第五任秘书长，并从此创造了按各大洲地区轮流挑选秘书长的新惯例。从那时到现在，有四任秘书长均由发展中国家的人担任。这是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一大贡献。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继续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主，甚至为此不惜得罪西方。自2007年以来，中国数次行使否决权，帮助缅甸、津巴布韦和叙利亚等国抵挡西方的施压。特别是在2011年至2014年间，中国几次与俄罗斯联手否决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挫败了西方武力干涉叙利亚内政的图谋，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尊重和称赞。阿盟秘书长阿拉比曾在去年6月时说，所有阿拉伯国家都认为中国是一直伸张正义的大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唯一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大国。

        中国在联合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伸张正义，反过来，发展中国家也为中国提供了支持。例如，2009年和2013年，两次审查中国人权的报告均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定期审议工作组会议上得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认同，压倒了少数西方国家的政治化言论;2013年11月，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中国以176票的高票再次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

        此外，在涉及中国的双边问题上，发展中国家代表虽然不便在联合国这个多边舞台上表态支持中国，但也始终恪守客观中立原则。如2014年6月，越南通讯社一篇报道称，第68届联大主席约翰•阿什表示支持越南解决“981”钻井平台事件主张(越南2014年5月和6月两次致函联合国，反对中国在越南声称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内设置钻井平台，以及部署舰船进行保护，诬告中国侵犯其主权)。新华社记者第一时间致电联大主席发言人办公室询问报道是否属实，联大主席发言人孔贾听到是中国记者来电后十分重视，一连用了三个“不”字对越方报道予以坚决否认，并强调，阿什不会发表偏袒任何一个会员国的言论。

        联合国改革，中国坚持增加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

        当然，从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至今，世界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在联合国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背后的思想理念也随着时代发展而有所改变。如果说在恢复席位初期主要是出于世界革命需要和国际主义精神为发展中国家“发声”，那么如今，中国的立场更多是自身经济实力和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体现。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一步加快，在2011年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具备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前所未有的经济实力后，中国在联合国愈发关注和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指导框架下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权益并向它们提供援助和支持。

        与此同时，当年“抬”中国进联合国的那些兄弟国家，发展经济也逐渐成为主要议题。在继续强调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是中国外交立足点的同时，中国转变了过去以单纯提供援助为主的合作方式，在2014年5月提出了进一步深化中非合作的平等相待、团结互信、包容发展、创新合作这四项原则，更加强调互利共赢，这或许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中的一个微妙变化。

        在引人注目的联合国改革问题上，中国在表示支持改革的同时，主张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本报记者任驻联合国记者的三年间，中国代表就曾数次在安理会会议上发言，强调联合国改革应“最大限度地满足所有会员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和关切”，让发展中国家从中受益。在最敏感的安理会改革问题上，中国也主张应该“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呼吁“让更多国家，特别是中小国家有更多的机会轮流进入安理会，参与其决策”。

        中国不以意识形态标准划线，而是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来处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这是中国在联合国外交中的成熟表现。（作者系本报前驻联合国记者）

        （专家视角）中国的联合国角色：平衡发展与责任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 郑启荣 作为世界上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成立70年以来，已成为国际社会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达成共识、制定行为规范的国际大论坛与重要场所。在联合国中，成员国不论大小、强弱，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阐述自己的看法，为国际社会在全球性问题和一些热点问题上达成共识奠定舆论基础。

        目前，联合国的会员国几乎涵盖了世界上所有主权国家。解决全球性问题和热点问题所依赖的跨国合作、全球治理，在联合国多种机制下予以实现。

        中国重返联合国以来，经历了对联合国角色认知的转变，由此逐步深入参与联合国事务。40多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离不开联合国、联合国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这一认知更加深入人心。

        几乎每年，联合国秘书长都要来华访问，希望在联合国各项活动中得到中国支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联合国所依靠的和平、安全、发展三大支柱，都与中国贡献、中国参与紧密相连。

        比如，在维持和平方面，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主要支持者，所承担的维和摊款位居发展中国家的第一位；中国积极斡旋地区冲突，在包括朝核问题、伊核问题、南苏丹问题、叙利亚问题等热点问题的解决上，中国都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

        在发展方面，中国在进行自身建设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国际发展援助。中国积极推动南北关系改善、南南合作，力所能及地对世界最贫困国家给予援助。在应对全球性问题上，中国积极发声，比如对气候变化问题，中国是发展中国家里做出减排承诺最多的国家。

        与西方国家参与联合国事务不同，中国在联合国一贯秉持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近年来，中国在安理会商讨有关国际热点问题的决议中几次动用否决权。比如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通过动用否决权坚决反对西方国家动辄要使用武力干涉的要求；但同时，中国也积极促成叙利亚冲突各方谈判，希望推动他们用政治的方式解决争端。中国参与联合国事务的言行，与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相符合，为维护世界的和平、安全、发展，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联合国如今已经走过70年光阴。站在历史发展的节点上，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还将被进一步发挥。

        正如9月21日发布的《中国关于联合国成立70周年的立场文件》中所言，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经历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正在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同时，我们依然面临诸多新挑战、新难题。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还未消除，贫困等全球性问题仍未解决，地区热点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面对挑战，面对中国不断发展的国家实力，中国理应对世界做出更大贡献，承担更多责任。中国现在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提倡互利共赢、共享发展成果，因此，发展自己与承担责任并不矛盾。但是，中国最大的责任仍然是把中国自身的发展问题解决好。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不能处理好自身发展问题，那将是对世界不负责任。因此，中国理应在考虑自身国情的基础上，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并向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而在联合国内部，如今在发展的趋势下，联合国改革进一步被提上日程。联合国改革包括了安理会改革、联合国大会与安理会的权力平衡问题、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效率问题等一系列内容。如何推动联合国工作效率和效力的提高，如何避免因安理会改革造成内部分裂——这些既是对联合国的挑战，也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会员国的挑战。（作者系外交学院副院长）（记者 邓媛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