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亡党之谜――从权力结构之伤到用人体制之亡

　　作者：李永忠 董瑛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内容简介：

　　一定程度上讲，一部人类社会史也是一部权力结构史。制度问题的核心是权力结构。自斯大林始的一代代苏共党人，抛弃列宁晚年顶层设计的等腰三角形权力结构（党代会选举产生相平行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长期守成并极化党委特别是第一书记集决策、执行、监督三权为一身的单边形权力结构模式（领导制度），以及“根本违背（巴黎）公社精神”，“期等级授职制代替普选制”的“武大郎”式用人体制（组织制度），这既是苏联模式的两大核心标志，也是苏共亡党的两大根本性原因，还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顶层设计的重要镜鉴。

　　评论：

　　王进：读《苏共亡党之谜》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主张加强舆论控制和军队控制的人，并不是少数，林彪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他曾提出过著名的“二杆子”理论，只要控制好笔杆子和枪杆子，就可以平安坐天下。可结果怎么样？

　　此外，腐败亡党、权力垄断等等理论，也不能从根本上解释一座辉煌的共产主义大厦为什么顷刻土崩瓦解。李永忠先生在《苏共亡党之谜》一书中给出的答案是：“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和等级授职制的用人体制，是苏联模式的两大核心标志，也是导致苏共亡党的两大“谜底”。

　　“议行监合一”的行政体制，不需过多解释，大家都明白，是决策、执行和监督三项权力的重叠，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在权力运行上“既当运动员，也当裁判员”。中国从隋唐建立文官制度之时，就一再倡导：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分离分设。世界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也是“三权分立”。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却运用了落后的“议行监合一”制度呢？究其原因，就是在落后的地方短期内实现剧烈变革，没有强制性的执行力和控制力是办不到的。也就是学者们常说的“威权体制”成就经济繁荣。因为经济繁荣了，人们错误地认为“三权合一”是个好制度，殊不知这个制度的坏处，远远大于它的好处。

　　李永忠先生如此计算：“专制制度，它的好处遇上明主以后，可以发挥到百分之九十；可是一旦遇上昏主，它的坏处就可以发挥到百分之百，制度的优劣性完全决定于人本身，而不是制度本身，与百姓切身利益更是毫不相干。民主制度的最大好处，无论明主还是昏主，它的好处可以发挥到百分之九十以上，而它的坏处丝毫不会高于百分之三十。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从制度上做文章总比选择昏明君主要可靠的多。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遇上后期斯大林，苏联制度就是封建暴政的翻版。要想避免历史的悲剧，关键在制度上做文章，而不是在人选上做文章。

　　“等级授职制的”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上级通过公权私授这种形式，把被授人变成自己的驯服奴隶。古往今来，权臣都是通过人身依附来控制局面，形成帮派，左右权力的。《苏共亡党之谜》中揭露道：自斯大林开始等级授职制，苏共培养和固化了“克格勃集团”“军工集团”“第聂伯罗帮”“太子党”“秘书党”“官二代”等各种利益集团和官僚腐败集团。这些利益集团最终垄断了国家权力、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与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渐行渐远，最终被人民所抛弃。

　　李永忠也为当下中国开出了“党内民主制”的药方：

　　借鉴小平同志在经济改革方面搞四大经济特区的办法，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也要选定一些成熟的地方设立政改特区。在选举方式上，摒弃过去老套的等级授职制，特别是要砍掉操纵选举的幕后组织黑手，实施自由公平的党内民主选举；在制度建设方面，推行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分立，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在精神文化领域，让自由民主的旗帜高高飘扬；在社会建设方面，创造公平民主的社会氛围等等。如果试点特区改革成功之后，推广或者克隆到其他地方，这样就可以以点带面，以下促上，全方位推动停滞的政改，最大限度地减少改革带来的震荡，确保持政权稳定，最终顺应人民群众对民主政治的真心诉求（摘自《炎黄春秋》）